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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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章 九三年十二（第3页）

因为这玩意儿纺出来的纱线，牢度很差，只能做纬线无法做经线，需要用亚麻或者呢绒混纺增强强度。

这在大顺，压根就没有市场。你纺出来的纱，纺多少赔多少。

但在欧洲，是有市场的。

因为国家强力不准进口、行政命令不准穿东方棉布、对东方棉布征收重税，这使得这种在亚洲被视作“十足的垃圾”的混纺布，才能够在欧洲的市场生存。

并且因为英国海军的强大，海战的胜利、重商主义和重税压榨下的造舰，使得欧洲各国的海上贸易都受制于航海条例。

这是典型的商业霸权带动工业发展、保护主义的胜利。

故而，大顺想要走完这一步，就不可能刻舟求剑、东施效颦。

也就是刘玉活着的时候主导大顺改革的思路：技术进步为辅、商业霸权和造舰优先。

直到刘玉死的时候，大顺在欧洲市场畅销的棉布，也不是靠蒸汽机、大型织布机和走锭精纺机，所谓的“工业对手工业”的碾压——即便有一定的工业因素，但那绝不是刘玉死前大顺对外贸易的主力。

而是标准的老马说的：前工业时代的商业霸权逻辑，以造舰和海军获取商业霸权。

只不过这种商业霸权和原始积累，因为大顺和欧洲的白银汇率、劳动力价格等因素，被刘玉伪装成了【自由贸易】、【先进生产力对落后生产力的碾压】、【经济决定论下的先进战胜落后】。

既然经济决定论是要被批判的。

那么，显然，在大顺，想要完成旧时代到新时代的转型，无非两个办法。

要么，强大的组织力、控制力，稳住旧时代瓦解、小农经济崩溃的剧痛，同时又有极为强力的手段，阻止资本从工业逆流回农业。

不是说，资本去农业就是错的。而是说，在改革和扩张前的条件下，资本流向土地，土地的生产资料要素，远小于金融投机避险要素。大顺的民间资本流向土地，并不会带来生产力的巨大提升。因为在18世纪，大顺的小农经济，尤其是华北进行了两年三熟的农业革命后，亩产已达18世纪的世界巅峰，很难往上升了。

故而说，在这种状况下，需要一支强有力的有形之手，控制资本从工商业往土地上逆流——这，几乎是后来东亚必走的路，包括说宝岛的土改，分到地的佃农把土地卖还给地主，那也是要判刑蹲监狱的。

而且，还要有极为强大的、在这个时代要吓死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组织力和控制力，愣生生压住转型的剧痛、小农经济瓦解的痛苦。

显然，大顺压根做不到。

要么，就只能选择对外扩张，走先发后发的模式。先发地区通过对外扩张，获得原材料和市场，通过老马说的商业霸权带动工业发展的模式。

而绝不是很多人想的，什么这个萌芽、那个萌芽的。把社会的发展只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并把经济看作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唯一起作用的因素，否认政治、思想、理论等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简单地用经济因素的自动作用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和历史发展进程。认为只要萌芽了，经济因素自动作用，就一切都好了。

不是这样的。

说句难听点的，单单刘玉的一小点改革，从贸易中心转移、到盐业改革圈地种棉、再到废漕运，这点相对于大顺而言根本不算伤筋动骨的改革——如果真到那种伤筋动骨到洪天王李闯王遍地的地步，也压根改不成——仅仅这个还远不到伤筋动骨的改革，就死了多少人？镇压了多少起义？布置了多少后手？

商业霸权，说到底还是造舰、刺刀、战列舰、大炮取得的。

而大顺在印度的统治，也不是靠简单的“先进生产力战胜落后生产力”、“进步战胜落后”这些东西。

说白了，大顺打印度的时候，仅就棉纺织业来说，比英国强，但和印度那纯粹是半斤八两。

所以这不是个简单的、抽象的、滑稽的、毫无内容的经济决定的问题。

而是……一场有预谋的、残酷的、清晰的、明确的、依靠刺刀大炮的、甚至可以说是反人类的摧毁印度本土手工业生产能力和旧经济体系的活动。

目标非常明确：

摧毁印度的棉布出口业。

饿死印度八成的织布工匠，或逼迫他们去种植园摘棉花、或者去纺纱。

通过修铁路和运河，深入内地，瓦解印度的旧经济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