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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身养性 内外兼修超凡品质1（第4页）

在读书方面，曾国藩认为，“吾人为学最要虚心”，他以切身体验告诫弟子：“读书穷理，必得虚心。”

曾国藩曾经说过一句话：“天下无穷进境，多从‘不自足’三字做起。”他曾打过一个比喻：一个人埋头看书，即使每天不吃不睡不玩，而且坚持看到一百岁，在一般人眼里，可能算是知识渊博了。但是中国的古籍浩如烟海，即使有人认为他已经博览群书，而他所看过的书与整个史籍比较，却是九牛之一毛，大海之一粟。因此，一个人不能自满，天下之大，强中更有强中手。

在仕途方面，曾国藩年少轻狂，经常轻议时政，因此，遭到了某些官僚的反对，经历过挫折之后，他改变了为人处世之道。在长沙城的绿营中，他主动谦虚地与当地官员交好，不仅给他人台阶下，也缓和了人际关系。

曾国藩视为立身之本的是“谦”字。若要做到以谦立身，首先要戒除骄气，因为，骄傲自满是人生的大敌，盛气凌人是人际交往中的败德。曾国藩认为骄必然会导致败，他经常谆谆告诫子弟部下，不可骄傲。欲求稍有成立，必先力除此习，力戒其骄；欲禁于己之骄，先戒吾心之自骄自满，愿终身自勉之。

谦虚也是一种尊重他人的体现，只有尊重他人，才可以获得他人的尊重。当然凡事皆有度，不夜郎自大也无需妄自菲薄，这两种做法都只会有适得其反的效果。因此，不要过分谦虚，这样不仅不会获得他人的尊重，反而令人看轻自己。

谦虚要以事实为依据。本来自己做得不错，却说成一塌糊涂，本来自己很有能力，却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这是一种过谦的表现，也就是虚伪。谦虚不是一种形式，而是发自本心的由内而外的个人素质的体现。

谦虚必须要把握一定的分寸，要分清什么时候该谦虚，什么时候不该谦虚，谦虚的对象和程度都要因人、因时而异。这样的“谦”才是应该提倡和追求的。

曾国藩一生恭谦，他作为长房长孙，给予家族的威仪和他作为三军统帅给予诸将的严厉，谈得最多的，也是他一直最为担心的，便是家族和三军的傲气。家书中劝诫幼辈要戒骄戒躁，军事上亦同。正是因为他的“谦”使他的人生更加辉煌。他也是低调为人高调做事的典型代表。

曾国藩修身绝学

曾国藩曾经这样说：“人必中虚，不著一物，尔后能真实无妄，盖实者，不欺之谓也。”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态度，使他在不到十年时间里，就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守节闲官，逐渐升阶为权高位重的封疆大吏。他的受益可以用他自己说过的一句话来概括：“谦以自持，严以驭下，则名位悠久矣。”谦虚也是一种以退为进的人生谋略，更是修养自我的保身之道。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正是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碰撞、交汇、选择的历史巨变时期，曾氏正是处于这个转型时期的精英人物。作为儒家学者，他的身上灌注着传统文化的精髓。另一方面，作为政治实权人物，他处于政治一军事一文化舞台的中心，身系朝局安危的重任。双重身份使得他在西洋文明面前不能不仔细考虑，审时度势地处理问题。

在适应封建统治的前提下，对个性不断加以调整，实现自我，是曾国藩实现其文化人格的途径。

在现实方面，曾国藩的整个仕宦生涯都充满了冷静的理性和灵活的机智。致仕之后，如何运用理性应对世事的原则方法，则因人而异。封建官场如战场，祸福难测。曾国藩一方面清醒地认识到官场的险恶，要求自己谨言慎行；另一方面为了在保护自己的基础上发展自己，就必须理性地设计和机智地应对。为此，曾国藩规定了自己从政的原则：

一、对朝廷尽心竭力。

二、处理好同僚关系，做到不使不求。

三、尊重权臣，但绝不攀附。

四、修身齐家。

在湘军的组建、人事安排、湘军的裁撤方面，曾国藩就是按照上述原则来施行的。清政府迫于旗兵的腐败无能，任命曾国藩组建湘军，在心理上又忌疑汉人带兵。曾国藩深知此点，既要组建一支强大的军队，又不能犯满人的大忌，这是非常棘手的问题。在组建湘军之初，他主动安排满人塔齐布为副将，以换取统治者的信任；湘军壮大为国家军队主力时，直接推荐担当军政大臣的是皖籍的李鸿章而不是湘籍将领，以此来消除朝廷对他结党营私的怀疑。攻陷天京以后，主动撤裁湘军，消除朝廷对他拥兵自重、图谋不轨的嫌疑。

他凡事小心谨慎。想在是非之地做个闲人是很困难的事情，但他还是做到了。正如他自己所言：“成大事者，规模远大，与综理密微，二者缺一不可。”

俗话说，好习惯成就一个人，坏习惯毁灭一个人。坏习惯的革除和好习惯的养成最能证明一个人的恒心和意志，而曾氏在这两方面都有值得后人效仿的例证。其一是戒烟，曾氏自少抽水烟，烟龄长达二十多年。后来，自觉有害。进入而立之年后立志戒烟，将水烟袋捣碎，发誓说：“若再食言，神明近之。”但长期养成的烟瘾，并非那么容易戒掉。最初几日痛苦难熬，凭着坚强的忍耐力，终于断然戒烟。其二是坚持日课、月课，规定自己每天、每月要坚持完成任务，内容包括：“读熟书十页，应看书十页，习字一日，记日记一则。”这些课程一两天容易做到，若要长期坚持，则需非凡的意志和毅力。

另外，在情感方面，曾国藩充满了对皇帝的忠和对本阶级的爱。作为理学大师，曾国藩继承了儒家“仁民爱物”的品德，并能言行一致。他了解民情，体恤百姓所受的疾苦。他说：“设官为民，官不爱民，余所痛恨。”在他的家书、诗词中，无不透露出亲爱家人、和睦邻里、匡时救民的心情和愿望。

曾国藩的修身原则、恕道精神都是其内在修为的理论总结，也是在对先儒学习、体验、取法的基础上加以抽象概括形成的，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在当时乃至以后都有很大的影响力。

除此之外，曾国藩还疾恨贪暴，多次犯颜直谏，尽忠竭力，为整顿吏治、缓解阶级矛盾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作为武官，功绩更是显赫。最初在湖南创办团练，在整饬湖南吏治民风方面颇有立竿见影之效。人送他绰号“曾剃头”，一方面反映他杀人之多，另一方面，反映了他惩处贪暴肃正风气之功。他以儒学训练湘军，使之成为富有战斗力和号召力的军队，并最终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晚年，他出任外交大臣，对外交涉的首要原则就是坚守儒家的“忠信诚敬”，推诚相与，采取谦让的原则。他说，“为封疆将帅者，虽内怀勾践栖会稽、田单守即墨之志，而外却十分和让”，要求“谦怀抑抑以待洋人”。在妥协退让的同时，也表现了据理力争、“坚持不允”的尊严。曾国藩的外交原则不是消极的，而是弱国涉外事务的积极有效的原则，背后隐藏着儒家忍辱负重、徐图自强的苦志。另外，曾国藩有别于一般士大夫的方面还在于：他不仅能恪守古训还有创新精神，对新生事物能纳为己用，也正因此才能在洋务运动中获得成绩。

自古以来，朝代更替，争斗不休。每一次新政权的建立，都要随之产生一批维护国家机器运转的官吏。

在东西方文化产生碰撞时期，曾国藩不仅是封建伦理的捍卫者也是中国现代科技文明的先驱，他的忠诚与睿智非常人所能及。他手握重权，军事实力足可以与清廷鼎力抗衡；他绞杀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运动，于清王朝战功无数；他关心民生疾苦，采取措施，减少税费。他的一生可以用精彩纷呈来形容。

在官场上混迹多年，位高权重，没有经受过大的波折；对皇帝，他尽忠尽孝，但并不盲目服从，他会采取一套委婉的办法来应付；对同僚，他尊重有加，并不曲意奉承；对下属，他以诚相待，不会傲慢无礼；对洋人，坚持国家主权的原则，大事苦争，小事放松。后代许多名人都对曾国藩推崇有加。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曾国藩曾经手握重兵，左右了晚清政局，由于他杰出的政治才能和政治谋略，延续了清王朝的“历史寿命”。由此可见，纷乱的外世影响不了明智的内心。个人的力量虽然有限，但只要理性、善变、多谋还是可以挽救一时的危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