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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治学持家 治学严谨持家有道1（第2页）

曾国藩统领湘淮两军，如此繁重的职务下，他每天仍能利用闲暇读书写字。奏牍、书信、家书、批文、日记，几乎都是他亲手所写或删定，仅现在留传下来的就达数千万字。他写家书，恐怕也是古往今来最多的。他自从向倭仁学习写日记后，几乎从未中断。他的日记也有几种，《过隙影》、《茶余偶记》、《求阙斋日记》等，仅留传下来的就有百万字之多。他所写的奏章、批牍更加不可胜数。这种好学习惯，至老弥笃。在去世前的一年中，他作诗数首，文章十多篇。其中《湖南文征序》、《重刻茗柯文编序》，述古今以来文章源流，见解精辟，是传世不朽的佳作。

曾国藩的晚年也是在读书中度过的。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是曾国藩在世的最后一个年头，当时，他患病已多年。这年正月二卜三日，他右足麻木，中医称为“肝风”。病愈后，他对二女纪曜说：“吾适以大限将至，不自意又能复常也。”二十六日，前河道总督苏廷魁路过金陵，他出城迎接，在轿中还背诵《四书》。忽然间，颤抖的手指着旁过的戈什哈，似欲说点什么，却口噤不能出声，“似将动风抽掣者”，只得急回署中。延医服药，医者均谓他“心血过亏”随后，病情旋发旋止，旋止旋发。但他依然不辍公事，不废阅读，《理学宗传》数本，日不释手。

二月初三日，他还阅看了《理学宗传》中的《张子》一卷，写了日记。而这天的日记，竟是他从道光十九年以来极少间断的日记册中的最后一页，他在上面留下了他生平写的最后一个字。第二天午后，他由长子曾纪泽陪同，在总督府后的西花园散步时，屡向前蹴，忽喊足麻，却已抽搐，儿子急扶他至花厅，他已不能言语。于是更衣端坐，家人环集左右。三刻钟后，即目瞑气息。

这位16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政治和军事舞台上叱咤风云而又温文尔雅的曾国藩，只活到62岁，就带着“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所许”的自艾自责而过早地谢世了。但从中亦可看出，曾国藩确实可以称得上活到老、学到老的典型。

曾国藩治学绝学

曾国藩曾把治学为人之道概括为八个字，即“八德”，列于首位的就是“勤”，他认为勤字最为重要。所以他每当同时谈论几个字时，总是将“勤”字放于首位，如“勤廉”、“勤慎”等。后来他写居官三箴，为“勤”字写了四句注脚：“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

学有所择，才有所得

书与文化、与知识总是相连的，书是学习的媒介。这一点并没有错。然而，书分几类几种，有的书能学习文化、能学到知识，但有的书却能误人子弟、贻害终生，所以学知识、学文化与一味地读书并不是一回事。

读书是曾国藩坚持了一辈子的事情，他日日读书，日日写作。因此，曾国藩对读书应有所择有所得的认识也比较深刻，他认为：

盖自西汉至今，识字之儒约有三途：日义理之学，日考据之学，日词章之学。各执一途，互相诋毁。兄之私意，以为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考据之学，吾无取焉矣。此三途者，皆从事经史，各有门径。吾以为欲读经史，但当研究义理，则心一而不纷。是故经则专守一经，史则专熟一代，读经史则专主义理。此皆守约之道，确乎不可易者也。

在曾国藩看来，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清楚则身体力行有原则，待人处世有根基。辞章之学，亦是用以发挥义理的工具。欲读经书史学，就应当研究义理，那样专心一致才不会心绪杂乱。读经、读史、读专集、讲义理之学，这都是有志者万不可改变的。就是圣人再生，也一定不可能更改。因为这些都有裨于躬行和经济，正所谓“读书所以明理，明理所以做人”。

人生天地间，大约总想明白些事理的。如果想生活得更好，更有质量，更符合自己的理想，那就一定要明白些事理。当然，有人终其一生也不见得就明白多少事理，这种人，生得糊涂，死得也糊涂，所以他的生命不会留下痕迹。顾炎武曾说：世间有两种读书人：一日“通儒”，一日“俗儒”。曾国藩便是中国标准的“通儒”。先从学问上下工夫，融会贯通了，便身体力行，扩充而及于立身、处世、为政、治家、整军各方面，完成了他的全部人格。

曾国藩在京师做官、做学问十二年，书友书师颇多，这对他一生的学业有很大的帮助，他也就更认识到读书的意义和目的。他在给兄弟的信中谈得十分诚恳：“乡间苦于无书，然尔生今日，吾家之书，业已百倍于道光中年矣。买书不可不多，而看书不可不知所择。”

书不都是为念的，有的是浏览翻阅的，有的是参考备查的，有的是应熟读背诵的。有些书只能浅尝，有些只能吞咽，只有少数一部分书才值得细嚼慢消化。我们在读书前首先得先问自己：我为什么读这部作品?我想从中得到些什么?我想从中学到什么新的信息?然后再开始阅读，这样，那些自己感兴趣的或是对自己有用的信息就会被选取、吸收。

读书的技巧在于有选择地读。有了明确的价值取向，那么，我们所见到的只是我们想知道的。有目的，有选择，阅读效率、能力必然会提高。要记住，阅读是最重要、最需要的严肃工作之一，不是“随便的事”，不是“消闲”；所读书中至少精读一本，并要全力以赴，不要吝惜时间和精力；要同思维和想象的懒惰作斗争；每一个地方都完整清楚地搞懂；什么地方也不要放过不读；不要半途而废；哪里需要想象——就要“尽量地”想象；要拿着笔读，写摘要、批语和摘录；要学会使用目录；不要只是“从左往右”读，还要常常“从右往左”回读；先很好理解，然后再评论；读完原文后才读别人的评论；搞清它的实质并把扼要记下。

曾国藩善于做札记。曾国藩说：“大抵有一种学问，即有一种分类之法，有一人嗜之者，即有一人摘抄之法。”

做好札记的笔、纸要准备好，读书不动笔，等于白读，读书不作记，读也白读。《论语·宪问》中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句话对曾国藩的影响很大，他认识到了读书有为人与为己两种目的。正是由于曾国藩深知做学问与明义理之道，读书修业也便成为了他终生的为己之分。

曾国藩在学习古人诗词方面不敢贪多求全，而是挑选出对自己最为适合的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四位大家，作为自己专心学习效仿的对象。《庄子》的“用志不纷，乃凝于神”对曾国藩来说是至理名言。只要翻看曾国藩的诗文，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他对庄子的许多感叹和敬佩。例如在《圣哲画像记》中，曾国藩将庄子与左丘明、司马迁、班固并称，说“左、庄、马、班之才，诚不可以一方体论矣”。

当然，在古今文章大家中，曾国藩最佩服韩愈。入仕以前，曾国藩作文主要宗法桐城派方苞、姚鼐等人，考中进士后，他发现桐城派的源泉在韩愈，于是改奉韩愈为楷模。这就是他后来所说的“中年以后别有所宗”。并且，他在《送梅伯言归金陵》诗中写道：“文笔昌黎百世师，桐城诸老实宗之。”意思是说桐城派各大家宗法韩愈，只有韩愈的文章才可称为“百世之师”。道光二十四年（1843年）三月，他在给诸弟的信中说：“我近来读书不多，只有古文自觉有进境，将来此事当有成就，恨当世无韩愈、王安石一流人与我相质证耳。”刚学韩文就想和韩愈相抗衡，未免言大，但也表明了曾国藩心中高远的志趣。所以，他在任京官期间，给自己订立了必修课程，除了作为儒家知识分子必通必精的十三经外，还有四门课必读，那就是《史记》、《汉书》、《庄子》和韩愈的文章。

曾国藩教育子弟读书，主要是以自己的学习经验为例相训导。他认为，读书不在多，而在精。他曾告诫曾纪泽说：“买书不可不多，而看书不可不知有所择。以韩退之为千古大儒，而自述其所服膺之书，不过数种。”在选择经典读本上，也以韩愈为参照。接着他又自述道：“余于《四书》、《五经》之外，最好《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好之十余年，惜不能熟读精考。”

《史记》是曾国藩一生中非常重视的历史和文学著作，他自己对《史记》“嗜之成癖”，认为每一个读书人都应该熟读这本著作，如果能够读懂《史记》，那么对于以后的读书和治学就会有不可限量的促进和帮助作用。而对于司马迁的豪侠与任气精神，曾国藩也十分欣赏，他自己就经常以豪侠自任。尽管曾国藩认为司马迁也有不足之处，与圣贤的“自得之乐”稍有差距，但是可以说从治学与做人等方面来看，曾国藩受司马迁的影响不可谓不深。

曾国藩治学绝学

曾国藩在京师做官、做学问十二年，书友书师颇多，这对他一生的学业有很大的帮助，他也就更认识到读书的意义和目的。他在给兄弟的信中谈得十分诚恳：“乡间苦于无书，然尔生今日，吾家之书，业已百倍于道光中年矣。买书不可不多，而看书不可不知所择。”

读书有志、有识、恒久

中国人向来推崇那种坚持不懈、奋斗不息的精神。古代知识分子的必读书籍《孟子》中便有“一曝十寒”的典故，意在告诫人们做事必须坚持不懈、持之以恒。中国先秦时期的杰出思想家荀子也在其著名的《劝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意思是说，只要有恒心，平凡之才也可以创造出骄人的成绩，缺乏恒心，即使是天纵英才也将一事无成。而且，古今中外无数鲜活的事例都证明了“恒”心对一个人事业成功的重要性。

曾国藩强调：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向，第二要有见识，第三要有恒心。曾国藩认为，人不应因困苦变故而废学，读书贵在坚持，并在读书中体味乐趣。

曾国藩在读书时曾为自己立下一条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只问耕耘。”他相信自己终有一天，会像云中展翅翱翔的凤一样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引起九州震动，如同深山中的巨木一样，有朝一日会成为国家的栋梁。在给儿子的家书中，他将有志视为取得成功的首要品质，说：

“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然而，古往今来，总是立志者芸芸，遂志者寥寥，原因便由于许多人立志不坚，立志不真，正所谓：“无志之人常立志。”因此，曾国藩一再告诫子弟们必须真立志，立长志。他担任京官期间给在家乡诸弟的信中写道：

“倘能发奋自立，则日不可不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放泵，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静之乡、神仙之境亦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曾国藩的志愿，是和他的治学目的论紧密相关的，正如“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每个人治学都有自己的目的，或想跻身仕途，或想发家致富，或想陶冶性情，或想消遣自娱，或想著书立说以警后人。

曾国藩虽然是通过科举考试而获得官位进而得以升迁的，但他对钳制心智、残害性情的科举制度却贬损有加，曾国藩为了激励自己树立远大志向，曾在湖南涟滨书院时改号为涤生，取涤其旧染之习，焕然新生之意，可以看出曾国藩希图长进的志向和决心。他主张治学的目的应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或叫做进德与修业。

在给诸弟的信中曾国藩说：

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述，以图自卫其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