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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奋起之术 积极入世宏图大志1（第3页）

就在江忠源升任安徽巡抚的这年年底，太平军打到了安徽。江忠源殊死搏斗，在庐州被围，急切需要支援。然而，曾国藩迟迟不出兵，江忠源没有盼到援军，最终战死疆场。

曾国藩的老师吴文镕可以说是他的一根重要的政治支柱，如果吴文镕健在，凭着二人的密切关系，曾国藩的仕途路无疑会平坦许多；江忠源则是一位有大将风度的领袖人物，如果他不战死，作为书生的曾国藩就不用领兵打仗，只需好好经营部队，训练精兵，交给江忠源即可，凭着江忠源的才能，定能够将太平天国运动镇压下去。

他们二人的死，对曾国藩来说，是很大的损失。站在自己情感的角度，他十万个不愿意失去师友；可站在大局的角度，自己去救援只会损兵折将还会陷朝廷于更大的危机之中。

1864年，正当曾国藩分期分批裁撤湘军之际，僧格林沁及其马队却被捻军在湖北牵着鼻子走，并且接连损兵折将。清政府遂命曾国藩率军增援湖北。

此次对于清政府的调遣，曾国藩态度十分消极。其一，攻陷天京以后，清政府咄咄逼人，大有卸磨杀驴之忌，为此曾国藩也满腹愁怨；其二，僧格林沁骄横刚愎、不谙韬略，向来轻视湘军，如果曾国藩统兵前往作战，势必会形成湘军送死有分、论功行赏无缘的情形。此时，曾国藩正处在十分无奈的两难之中，不听从调遣，是不忠；听从调遣，是不利。万难之中，还是只有用“缓”字应之。因此，他上奏推辞道：

臣自咸丰四年躬亲矢石，屡次败挫，厥后十载，久未亲临前敌。即元年秋间大疫，群贼纷乘，曾国荃被围四十六日，鲍超绝粮三日，臣俱未亲行援救。本年奉谕旨，饬臣督攻金陵，臣亦未亲往围攻，非漠视他，自揣临阵指挥，非其所长，不得不自藏其短，俾诸将得展其才，此次臣若自赴楚界，未必有益，而僧格林沁、官文同驻蕲、黄，400里之内，以钦差三人萃于一隅，恐启贼匪轻视将帅之心。

曾国藩以自己临阵指挥并非其所长为借口，拒绝北援，同时又不愠不火，以钦差三人不宜聚在一起，借以讽刺不懂兵法，不谙谋略的僧格林沁和官文，四百里内大军云集，却奈何不得一支捻军。

曾国藩十分清楚，僧格林沁大军在黄淮大地上穷追不舍，失败是注定的，结果只是早晚的事，他断言道：“此于兵法，必蹶上将军。”因此，曾国藩按兵不动，静坐江宁，观其成败。

当高楼寨一战，僧格林沁全军覆灭，捻军声势浩大，他们纵横山东、河南，威逼津京。清廷不得不急忙再次请出曾国藩，命他办直隶、河南、山东三省军务，所用三省八旗、绿营地方文武员弁均归其节制。两江总督由江苏巡抚李鸿章署理，为曾国藩指挥的湘军、淮军筹办粮饷。

此一结果，是曾国藩预料之中的事，当接到再次让他披挂出征，以解清廷于倒悬之急的命令时，他却十分惆怅。在这瞬息万变的政治生涯中，他很难预料此行的吉凶祸福。因此，还须以“缓”字应之。

在攻陷天京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曾国藩在经历了这诸多政治变故后，日益变得心灰意冷，在曾国荃的复出问题上，颇能反应出他此时的心境。曾国藩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说：

“沅弟出处大计，余前屡次言及，谓腊月乃有准信。近来熟思审处，劝弟出山不过十分之三四，劝弟潜藏竞居十分之六七。”

当曾国藩接到“赴山东剿捻”的旨令时，他切实感到“诧叹忧愤”，而且在以后的几天里，他都接到了急如星火的催令，命其统兵北上，然后绕至北面向南逼剿。曾国藩在这一份份催令中，已清楚看出，此时清廷的着眼点是在于解救燃眉之急，确保京津安全。可这只是清廷的一厢情愿，而此时曾国藩所面临的出征前的困难是很大的。

湘军经过装减以后，曾国藩的北上剿捻就不得不仰仗淮军。但曾国藩心里也清楚，淮军出自李鸿章的门下，要它与湘军一样，作到指挥上随心所欲，是很难的。

另外，在匆匆之间难以将大队人马集结起来，而军饷供应也不能迅速筹集到。

为此，曾国藩针对一个时期里捻军的活动规律，僧格林沁覆灭的经验，以及自己所面临的困难，只好再以一“缓”字应之，特向清廷上奏，陈述万难迅速出征的原因。

曾国藩在提出不能迅速出兵的三个主要原因后，鉴于僧格林沁“贼流与之俱流”的经验教训，曾国藩认为必须以逸待劳，“此贼已成流寇，飘忽靡常，宜各练有定之兵，乃足以制无定之贼。”

曾国藩做事向来是未雨绸缪，对于清廷只顾解燃眉之急的作法，实在难以从命。连僧格林沁这位朝廷的宠臣，战马优良，枪炮齐备，粮饷充足，与捻军周旋了4年多的时间，尚且落得个全军覆没，连僧格林沁本人也落得葬身沙场的结果。而自己兵力单薄，孤军深入黄淮平原，难以调度各方。况且，一个时期里，朝廷处处防范，若继续带兵出兵，不知还将惹出多少麻烦。因此，他推辞道：“仰恳天恩，另简知兵大员督办北路军务，稍宽臣之责任。臣愿以闲散人员在营效力，不敢置身事外，忘尽瘁之大义。亦不敢久绾兵符，自知将致偾事而不预为一区。”

以“不敢久绾兵符”来向朝廷声明，自己并没有贪恋军权的企图。又说“不敢置身事外”，是说自己责无旁贷。话说得很好听，可就是不出山。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他道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他谈到：“若贼不渡黄，剿办尚不甚难，一渡黄则手忙脚乱，万目悬望，万口讥议，余实应接不暇，难乎其免于大戾矣。”尽管他向清廷一一陈述了不能迅速启程的原因，但又无法视捻军步步北进而不顾。正在其左右为难推拖延缓之时，李鸿章派潘鼎新率鼎军十营（包括开花炮一营）从海上开赴天津，然后转道赴景州、德州，堵住捻军北上之路，以护卫京师。给曾国藩的准备和出征创造了条件。这样从1865年5月末让他出征，约经过了20几天的拖延后，曾国藩才于6月18日登舟启行，北上“剿捻”。

俗话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人生中的选择，利害轻重都要细细端量。生命固然重要，但与国家、集体的利益相比仍旧是小事。

曾国藩奋起绝学

“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未丰不可以高飞。”万事没有俱备的时候要禁得起考验与**，要明确自己的终极目标，不作中途的无谓牺牲。曾国藩深知这个道理，所以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往往权益利害关系，从不轻举妄动。

排除万难，缔造湘军

曾国藩依靠湘军成就了自己的事业，然而在打造这支队伍的过程中，则出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曾国藩凭着自己的过人胆略，冲破重重阻挠，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这支经受了千锤百炼的队伍，为曾国藩立下了赫赫战功。

曾国藩选取兵将的标准是：要用“玩命干”的。这是曾国藩在队伍建设上的宗旨。要想创业成功，选人用人极其关键!曾国藩的湘军能够“逆风狂飚”，首先在于选对了人。且看曾国藩是怎么选人的：在中高管理层，他任命了一批郁郁不得志的书生文人。他清楚，野心勃勃但不得志的知识分子，在科举仕途寻不到出路时，打起仗来就会不要命，玩命也要通过这条路出人头地。在普通士兵的选择上，他是只要农民、山民、土匪、地痞，城市出生的“小资”坚决不要。总之一条，他要的都是敢玩命干的无产者。贫穷有力量，当兵有饭吃，给饭吃就玩命；打赢了有银子分，钱最能够提升战斗力。

曾国藩考核成绩时，本着不重苦劳，重功劳。最容易成功的团队，总是那些坚决奉行“不重资历重绩效，不重苦劳重功劳”的团队。曾国藩有个纪律很厉害，打了败仗的团队，不管是连级还是团级单位，只要打仗不得力，从连长、团长等一锅端，一个不留，然后迅速重新招人从头开始练兵，没任何废话可讲。打赢了，就有酒、有肉、有钱，还给发中央级的奖状——皇帝赏给的黄马褂作为奖励。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兵将们的积极性，保持了军队的纯度，增强了战斗力。

湘军经过千磨百折才逐渐成长起来。曾国藩多次说，造物主对大功大名是十分吝惜的，“必千磨百折，艰难拂乱而后予之”，他饱尝的人间苦难是不计其数的。曾国藩曾说：“平生受挫受辱之时多矣，无一次不打脱牙和血吞。”一向傲视群伦，挟“帝王之术”而又以霸才自诩的王闽运在观览曾国藩的奏疏时，也感其“悲苦，令人泣下”，当读到“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时，发出“《出师表》无比沉痛”。

曾国藩的磨难既是个人的，又是时代的，因为他走的不是爱新觉罗家族给他铺就的路。他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办团练，但他没有像其他团练大臣那样，他要“赤地立军”，这是他的成功所在，也是他历经磨折的由来。薛福成作为他的四大弟子之一，道出了这番道理，他说当时团练大臣虽有几十位之多，但或者有名无实，或者以身殉国，或者闻敌即逃，只有曾国藩走出了团练的框框，“是文正以团练始，不以团练终，且幸其改图之速，所以能成殄寇之气功，扩勇营之规则也”他还说曾国藩虽以团练发轫，“然惟早变其实，并变其名，所以能有成功，否则前事可睹矣”。由于曾国藩打造了湘军这条船，而且湘军在出征不久就把武汉打了下来，他的突出表现让倚食国家饷禄的正规部队感到汗颜。

但湘军这条船实在是造得太大、太显眼，磨折也就接连不断。直到曾国藩40多岁时，他还说自己是“命薄福浅之人”，不足以当大任。尤其是每当关键时刻，总有大的突发事情降临到他的身上，为此他说“事机不顺，似天在磨折”，这或许是他后来总结的成大功大名“人天各占一半”的由来。

再就是军饷养兵。曾国藩深知打仗是要死人的，尤其是战时状态，因此他在组建湘军时，采取厚饷养兵用其死力的办法。在确定一名勇丁的月饷时，他找来几位勇丁，对他们在家务农一年的收人情况进行了调查，有人回答自己一年的收入大约有十多两银子。

他又对现行的绿营饷章进行了认真的计算，尽管绿营兵的月饷不多，但加上打仗时所发的行粮，每月也达到白银4两多。他想，当兵的应该比种田的收人多三四倍，这样算来，每月就得发给他们白银4两上下。这个数字也正好略低于绿营月饷与行粮的总和，一旦朝廷询问起来也有个说法，不至于授人以口实。他拿定了主意，湘军正勇的月饷被定为白银四两二钱。

曾国藩为了使士兵卖命，还给每营增加长夫120人，以减轻士兵的劳役负担，这对提高士兵的战斗力很有益处。原来军队中兵、役混杂的情况至此大为改观，作战部队与后勤部队明显分开，军队向近代化转变。而将领的标准当然更高，规定陆师营官每月薪水银五十两，办公银一百五十两，夫介银六十两，共计二百六十两，凡帮办、书记、医生、工匠薪水及置办旗帜、号补各费用统统包括在内。其他各士兵每月饷银为哨官九两，哨长六两，什章官与陆师营官同，头篙、舵长与什长同，唯哨官薪水为陆师两倍，每月银十八两。总计湘军饷用，大约平均每人每月需银六两。如果统计其各项收入，营官每月为二百六十两，分统、统领带兵三千以上者三百九十两，五千以上者五百二十两，万人以上者六百五十两。薪饷的优厚刺激了湘军的发展，其兵源也就不成问题，曾国藩用的正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之策。

于是，“将士愈饶兵，争求从军”，这对于调动湖南农民，尤其是绅士、文生的从军积极性有很大作用，但为日后筹饷却带来困难。为解决这个矛盾，湘军采取发半饷的办法，一般只发五成饷，欠饷数月以至半年成为普遍现象，久而久之形成风气，士兵亦习以为常。

为防止士兵离营，湘军甚至有意拖欠军饷，或扣下大部分银钱存入公所，等失足遣散或假归时进行核算，酌发部分现银以充川资，其余部分由粮台发一印票，至湖南后路粮台付清。若士兵擅自离营，欠饷、寸饷即被没收，不再发给。这样，士兵苦无川资，又恋于饷银，也就不会轻易离营了。同时，士兵一旦假归或遣散回家，就能领到一大笔银两，对未曾应募入伍的人也可以产生巨大的**力。这样，曾国藩就达到了一箭三雕的目的：既减轻了筹饷的困难，又防止了士兵的逃跑，还能引诱大批农民和书生踊跃应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