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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事处事 亦圆亦方藏身有道2（第3页）

急流勇退，明哲保身

该进的时候进，该退的时候退。曾国藩很清楚自古以来有大权、有高位而又名声显赫的人物，没有几个人能够善始善终的。所以，他总想方设法将自己的“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少几分，以退来保全自己。

慈禧上台只十八天，便命曾国藩于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之外，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各官，均归节制，同时，曾国荃也以记名按察使“赏给头品顶戴”。对于这种特殊的待遇，曾国藩的心中是既复杂而又矛盾。一方面，他感恩图报，另一方面他又深恐权位过高会给自己带来不测之灾，甚至是杀身之祸。

曾国藩为了保全自己，就围攻天京之事上疏说：“臣自受任两江以来，徽州失守，祁门被困”，并且“受命年余，尚无一兵一卒达于苏境，是臣于皖则无功可叙，于功则负疚良深”，“至于安庆之克，悉赖鄂军之功，胡林翼筹划于前，多隆阿苦战于后，并非臣所能为力”。曾国藩把自己无功受禄数落了一顿之后，又把攻克安庆之功完全算在满人多隆阿身上，而绝不提曾国荃，这实在是用心良苦。但是，慈禧等当权者却说曾国藩“谦卑逊顺，具见悃忱真挚，有古大臣之风”，着实把他赞扬了一通。

当然，这样的结果并不是曾国藩想要的，这并不能使曾国藩放下伴君如伴虎的那颗悬悬之心。所以春节刚过，他又上疏再辞节制四省军务之命。他在奏折中写道：“臣一人权位太重，恐开斯世争权竞势之风，兼防他日外重内轻之惭。”他摆出一副悲天悯世的架势，以防止外重内轻的议论来消除朝廷的疑虑。其实，自咸丰中兴以来，团练四起，权在督抚，清代早已形成外重内轻的局面，而湘军在当时尤有举足轻重之势。对于这点，朝廷清楚，曾国藩更加清楚，只是薄薄的窗纸无需捅破，因为一方要利用另一方去镇压太平天国，另一方则要利用对方的威势来保护“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并为自己谋求进身求利之阶。1月23日的上谕说：“当此江浙军务吃紧”之际，“若非曾国藩之悃忱真挚，亦岂能轻假事权?”甚至加封曾国藩为协办大学士。

但是，谨小慎微的曾国藩并没有因为朝廷的这么几句评语，而放松对清廷态度的时时观察。同治元年秋天，湘军中瘟疫流行，曾国藩于8月12日上奏请求朝廷“简派在京亲信大臣，驰赴江南，与臣会办诸务”，“求德器远胜于臣者主持东南大局，而臣亦竭力经营而左右之”。

他的意思是要挽厄运，而自己退居主持东南大局的次要人物的位置。这显然是因为困难很大，而职责很重，担心月盈则亏，趁早为脱身设计，同时，也是为了再一次试探清廷对自己的态度。所以，8月21日的上谕针对曾国藩的隐情，明确地表示：“此无可如何之事，非该大臣一人之咎。”并且温旨慰留说：“环顾中外，才力气量如曾国藩者，一时实难其选。”勉励曾国藩在此“时势艰难”的时候，“任以毅力，矢以小心，仍不容一息少懈”。

而当天京城破以后，曾氏兄弟的威望更是如日中天，达于极盛。曾国藩不但头衔一大堆，且实际上指挥着三十多万人的湘军，还节制着李鸿章麾下的淮军和左宗棠麾下的楚军；除直接统治两江的辖地，即江苏、安徽、江西三省之外，同时浙江、湖南、湖北、福建以至广东、广西、四川等省也都在湘军将领控制之下；湘军水师游弋于长江上下，掌握着整个长江水面，使清王朝的半壁江山已落入他的股掌之中。他还控制着赣、皖等省的厘金和几省的协饷。当时湘军将领已有十人位至督抚，凡曾国藩所举荐者，或道府、或提镇，朝廷无不如奏除授。此时的曾国藩真可谓位贵三公，权倾朝野，一举手一投足而山摇地动。

曾国藩的连连上奏无疑是他的以退为进之计。除此之外，曾国藩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也不断提起进退开合的活兵之法。用兵半活半呆、半轻半重、时活时呆、亦轻亦重、进退开合、变幻莫测方为上策。

“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可以退而谓之退。”这一以退为进的计策，能够更为巧妙地解释人与人之间的这种错综复杂关系：看似前进了一步，实则在心中更疏远戒备了一分；看似谦让了一分，而实则在靠近自己的目标方面赢得了可贵的条件；在实际中冒进了一步，其实在思维高下较量中可能就退了一步；而在思考中多周到一分，在实际中就会避免许多不必要的纷争。所以，应像实干家那样思考，像思考者那样行动，进退开合，收放自如。

然而对于普通人来说，往往进退失据难以拿捏，这就只有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毕竟针对不同的个人、不同的情况，何时为进，何时可退，抓住致命点是一件不容易的选择。

曾国藩却把握得那么恰到好处：该进的时候进，该退的时候退，该取的时候取，该舍的时候舍。曾国藩清楚地知道他应该去的方向，但是当他在自己的方向上撞上“南墙”的时候，他不会执著地用头撞“南墙”，他会暂时地“妥协退让”，以便有充分的时间来绕过“南墙”、翻过“南墙”，从“南墙”下边钻一个“地洞”爬过去。他的聪明之处，也是他能够成功的关键之处，他深得“进退之道”。

曾国藩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在消灭了太平天国之后，他位列三公，权倾朝野，得到了一个汉族官吏前所未有的名利和权势。但是，他深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的道理。面对着如此的位高权重的处境，曾国藩希望能够将权位退让些，责任减轻些，尽量离政治漩涡远一些。

天京平定后不久，朝廷命他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以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而节制三省，权势不可谓不大，但他自叹“精力日颓而责任弥重，深为悚惧”!因而先后三次请求朝廷收回节制三省的成命。他这样恳请的理由，开始只一般地说自己才菲而体弱：“今则精力衰颓，公事废弛，心神则无故惊怖，多言则舌端蹇涩，自问蒲柳之姿，万难再膺巨任”；“不特微臣难胜任，即才力十倍于臣者筹办此贼，似亦不必有节制三省之名”，接着便大谈名实相符的问题：“臣之兵力，只能顾及河南之归、陈，山东之兖、沂、曹、济，其余各府，万难兼顾；直隶则远在黄河北岸，臣力恐不能逮。徒冒虚名，全无实际，寸心懦懦，深抱不安。”这些都是实话，但是，他只有到了两次恳请而不允的情况，才真正剖析了自己的内心世界：“臣博观史册，近阅世情，窃见无才而高于众，则转瞬必致祸灾；无德而权重于人，则群情必生疑忌。”

曾国藩深知“功高震主”一语的内涵，所以他想到了清政府在八旗兵和绿营兵已腐败不堪使用的时候，必定会依靠汉族地主和汉族官僚来对付太平天国。当太平天国已除，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数十万的湘、淮军的存在，对曾国藩本人来说，当时简直不是福，而是祸，他是深刻地懂得这一点的。曾国藩的政治敏感性和他的老成练达，不能不让世人佩服。所以，在金陵攻下不到一个月之后，曾国藩便接连采取韬晦之计。

1865年一l866年，曾国藩因剿捻无功，受到严旨诘责七次，被御史参劾五次。这样的急风骤雨，不能不使他胆战心惊，“直觉无处不疚心，无日不惧祸也”。于是，他的韬晦之计进而发展为引退的念头。他多次拟奏请开缺回籍，终老林泉，却被亲友所劝阻。他哀叹说：“人以极品为荣，吾今实以苦恼之境。然时势所处，万不能置身事外，亦唯有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而已。”他悲观到了极点，甚至说：“诸事棘手，焦灼之际，未尝不思遁人闭眼箱子之中，昂然甘寝，万事不视，或比今日人世差觉快乐。”加上他逐渐步入垂暮之年，身患重病，“登阶升降需人扶持”，精力的衰竭，加深了他害怕风浪，但求敷衍平稳的态度。曾国藩晚年的一部分时间正是抱着这种谨慎的心态，在努力平衡各方面的力量。

曾国藩处事绝学

曾国藩在大功告成之后巧妙退休。人生恰似一场复杂的牌局，聪明的人要学会在最恰当的时机暂时退让，在最关键的时刻收住场，不要一味地冒进，要适可而止，正所谓“乱闯天下胜者寡”；而在最准确的机遇之处强力猛进，展开自己的局面，猛攻对方主帅；而一旦到了进退维谷的时刻，更要学会在夹缝中求生存，所谓此一时，彼一时，随着节奏调节自己的心态。

中庸之道，高标处事

曾国藩曾提到过的“龙蛇伸曲之道”实际上是一种自我保护，是韬光养晦、以图长远发展的生存之道。蛟龙未遇，潜身于鱼虾之间，君子失时，拱手于小人之下。这种坚韧正是中庸之道的核心之秘。

曾国藩长年领兵打仗，他深深懂得这个道理。战争犹如一架天平，而作战双方犹如这架天平两端的砝码。双方都力图使用各种手段增加自己的砝码，减少对方的砝码，使胜利偏向自己。在战争中，交战的重心会偏向优势的一方，并随着战争进程的不断变化而变化。当双方激烈抗争，交战重心适中，双方保持相对平衡时刻，就是作战达到**顶点的时刻。此时，哪怕是很微小的失误，都可能引起重心的偏移，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后，曾抱怨说：当时如果再多几十根铁钉，胜利就是我的!可见，把握平衡术，就是善于合理使用自己的力量，在最关键时期打出自己的王牌，使战场重心向己方倾斜，才能赢得战场的主动权。

那是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放出话来，答允太平军在一年之内不会进攻上海、吴淞以及附近百里之地。李鸿章得了一个空儿，就抓紧时间操练淮军。到了第二年，李秀成奉洪秀全之命从杭州移师准备进击上海，这时，英法联军出面了，悍然宣布“保卫”上海周围百里以内之地。由于洋人的加入，使事情一下子变得复杂了很多，曾国藩得到这个消息思考了很久，给李鸿章发出指示说：“会防上海则可，会剿他出则不可，近而嘉定金山、南汇、远而苏、常、金陵，皆它处也。”

曾国藩这样做也是有道理的。事发突然，英法联军进入内地作战，虽说是替清政府打仗，但这里牵扯的外交方面的事情太多，而且确实也没有得到朝廷明确的指示；再说，英法军队进来易出去难，以后能不能顺利地送走还是未定之数，所以这件事须慎重考虑。

不过，有了曾国藩的“会防不会剿”这五个字的锦囊妙计，李鸿章心里也算有了谱。他下定决心与洋人好好周旋一番，在上海站住脚。

其实李鸿章也面临着重重的压力，他咬着牙一天天挺着，坚决不退缩。他坚持保本自强，反复想着曾国藩送给他的五个字“会防不会剿”，而把手握得紧紧的，专心经营西南线等待时机。5月21日机会来了，那一天，上海大雨倾盆，在西南郊虹桥，忠王大军一部约三千人在撤退中无心恋战，与在该处驻防的淮军程学启部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此时，李鸿章一刻也没有耽搁，他集中全军六分之五以上的兵力，亲自带队火速前去增援。这一仗打得时间并不长，因为忠王大军已决定全线后撤，只不过是虚放一枪的掩护战而已，他们只是做主动进攻的样子来阻击敌人的追击，是在作战任务完成后就准备匆匆转移，但李鸿章得到的好处可想而知，甚至于经此一战而成名。可见，在时机上处于弱势的时候就要“伏藏”。

曾国藩善于韬晦的故事对我们今日社会的每一个人都很有意义。一个人有才干是好事，这是事业成功的基础，在恰当的场合里露出来是必要的。但是带刺的玫瑰容易伤人，也会刺伤自己，露才一定要适时、适当，一个人如果时时处处都在展露自己的才华，只会招来嫉恨和打击，他的事业可能会因为这些难以预料的因素而中途夭折，显然这不是智者的制胜之道。有志于做大事业的人，即使你天分再高也应切记含而不露，时时注意保存实力，这样才可能使自己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走得稳健。

曾国藩的处世之道具备一体两面，一面是儒家中庸思想，一面是道家的方圆智慧，交相运用，因时而变化，应势而取舍。做事不过分，亦不过犹不及，善于权衡利弊，拿捏分寸；圆融中有刚毅，严厉中有柔情。他相信“天意”，更相信“人力”。做任何事情都“尽其在我”，即锐意进取，成功与否听凭“天意”，那么即使一事成功也是偶然的，绝不会事事成功，所以他“困知勉行”把主观努力放在第一位。

曾国藩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从任何一个角度看，他都会给人留下一个意蕴丰富的剪影；从任何一个方向去思考，他都会给人留下一个弥足可贵的智慧空间。万世的功业都会付之流水，但曾国藩立德、立业、立言三方面均恢弘博大，至今仍是一个热门的话题。跟曾国藩学中庸，就是要学习他高标处世、低调为人的生活哲学，学习他不贪图功名利禄、勇于功成身退的冷静心态，学习他进退自如、大智若愚的雍容气度。愿诸君也能像曾国藩一样的为人处世，或做官，或为民，不管做什么，都能游刃有余，谦虚谨慎，与人为善，不争强斗胜，选择一个好的环境展示自己的抱负，从容地对待人与事，虔敬地对待天和地，最终有一个平静祥和的福祉，这是人生最重要的。

曾国藩处事绝学

有人会说中庸之道教人变得世故、圆滑、全无棱角，使人变得毫无斗志和闯劲，而曾国藩能以中庸之用，不仅做成了惊天动地、改变历史的大事，而且还成为后世人道德上的标准高度，这就有力地驳斥了这种说法。大凡以中庸之道低调做人者，其处世的标准都很高；而那些张扬的高调做人者，其处世的基调却往往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