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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事上心法 进退有度适可而止2（第1页）

六、事上心法：进退有度，适可而止（2）

曾国藩事上绝学

在曾国藩的处世经中，人们都知道他处处以小心谨慎、谦忍退让、委屈求全作为准则，而往往不知道他的处事之道中也有另外的重要一条，那就是“敢”字，就是“勇毅”。他的“敢”、“勇毅”虽然体现并不算多，却往往用的适时、适机，对以后的成败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进退有度，适可而止

李鸿章为了坚持正确意见，竟然敢于顶撞自己的老师。墨不恕这也是曾国藩影响的结果，说明在曾国藩的指教下，正在逐步成熟起来。正如吴汝纶后来所总结的：“曾国藩前后幕僚，多知名人士，其能正义是非者，李鸿章一人而已。”

在曾国藩的幕府中，李鸿章是首屈一指的人才。曾国藩的奏疏，大多是李鸿章起草的，其中严劾安徽巡抚翁同书一节，最得曾国藩欣赏。当时翁同书对练首苗沛霖的处置失常，以致激成大变，翁本人又在定远失守之时弃城逃走，没有尽到封疆大吏的守土之责。对此，曾国藩十分愤慨，打算上疏严劾。翁同书是前任大学士、同治皇帝的老师翁心存的儿子，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加上门生弟子布满朝列，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弄不好就会激化矛盾。究竟如何措辞才能使朝廷决心破除情面，依法严惩，而朝中大臣又无法利用皇帝与翁心存之间的关系，来为翁同书说情，实在很费了一番脑筋。李鸿章代拟一稿，曾国藩看后，觉得文意极为周密，字正词严，有理有据，使皇帝无法徇情曲庇。曾国藩看了之后，大为欣赏，当即采用此稿人奏，不久，翁同书就被奉旨革职拿问，充军新疆，最后死在了外地。

曾国藩认为李鸿章此稿深得奏议文字的“辣”字诀，使人无可置喙于其间，从此对李鸿章更是另眼相看。

李鸿章还经常给老师出谋划策，大多都被采用，但有时也避免不了产生分歧。李鸿章虽然精通圆滑处世的方法，但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却很敢坚持己见，即使对自己的老师也敢说不。

咸丰十年（1860）五月，清廷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督办事务，催促曾国藩率领湘军东进，逼近太平天国的都城。

李鸿章提出建议说，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北上淮扬，高屋建瓴，另一条是力克安庆，雄踞上游，两条都是上策。曾国藩生性谨慎，出于自己的考虑，他采取了南进皖南、扎营祁门的下策。北路和中路都是强敌，他不敢碰硬，只好选择皖南，因为这样可以屏护后路江西粮道，进可攻，退可守。祁门在长江之南，位于黄山之西，四周山丘环绕，形如锅底。曾国藩认为只要占领四周制高点，扼守要路，足以自守。李鸿章当即不客气地指出：祁门四周万山环绕，形如釜底，是兵家所忌的“绝地”，一旦被围，后果不堪设想。曾国藩却没有听进去，他根本没有想到，自己将面临一次生死考验。

在进军祁门的时候，曾国藩派李元度任皖南道，领兵驻守徽州。李元度是曾氏最亲信的幕僚和门生之一，从曾国藩创办湘军开始，他一直追随左右，即使最危急的时刻都没有离开。曾国藩在靖港被太平军打得大败，要跳水自尽，幸亏李元度把他救起来。曾国藩称他是自己“三不忘”的恩人。

李元度是典型的读书人，不适合领兵作战，因此，尽管他和曾国藩关系非常密切，曾国藩却没有大力提拔他，这也是为了保护他。但李元度却一直存有梦想，强烈要求独当一面。曾国藩无法，只得答应。在临行前，曾国藩与他约法五章，要他坚壁自守，不要轻易出战。谁料一到徽州，李元度就把这些告诫扔到脑后，听信部下怂恿，擅自带兵出城击敌，结果惨败，所属六七千人被太平军全部消灭，徽州落入太平军手中。当时曾国藩被围祁门，形势极其危险，对此事一无所知，还指望突出重围，去徽州安身。

徽州失守后，李元度徘徊在浙江边境迟迟不归，没有人知道他的死活。但是，不久他又出现在曾国藩大营中。回来后，又在检讨报告中文过饰非。在对他进行调查之前又径自离营他去。对其兵败失地，曾国藩本来已十分恼怒，而兵败后不等待处分，反而私自回家，更使他火冒三丈。曾国藩一怒之下，上疏奏劾，吩咐李鸿章起草奏章，准备严词参劾，请斩李元度以明军法，并自劾用人不当，请求朝廷处分。

李鸿章和李元度的私交也很不错，认为他“血性足以干事，而知人则不甚明；其才识足以谋事，而带勇则非所长”。这段话有弦外之音，是说给曾国藩听的：你又不是不知道元度的短处，你兵败时，人家患难相救；而人家初遭挫折，你就严词弹劾，未免不够仗义。

李鸿章不光自己不愿拟稿，还带着其他幕僚前去为李元度说情。最后对曾国藩说：“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生气地说：“我自属稿。”李鸿章说：“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待矣。”曾国藩冷冷地答道：“听君之便。”

就这样，李鸿章离开了曾国藩的幕府，前往江西。

九月十三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日内因徽州之败，深恶次青，而又见同人多不明大义，不达事理，抑郁不平，遂不能作一事。”从曾国藩手书日记原稿看，曾国藩在“而”与“又见”之间，圈掉“少荃”两字，他的原意可能要写“少荃不明大义，不达事理”。可见，他对李鸿章的做法很不满意。但李鸿章的建议是有道理的。曾国藩上书弹劾了李元度，使他后来一直没有崛起的机会，多年以后，曾国藩为此后悔不迭，为了补偿，还同李元度结成了亲家。

李鸿章所以敢于直接顶撞老师，是他羽翼逐渐丰满，逐渐成熟的反映，也是他不甘心做一个幕僚，向曾国藩要权力的一招快棋。他知道，自己在曾国藩身边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在文书方面，曾国藩已经离不开自己，到了该说话的时候了。

形势的发展果然不出李鸿章所料。这年的八月，太平军占领徽州后，立刻分兵三路，大举进入皖南。太平军杨辅清等部攻克宁国府，击毙了清军提督周天受。李世贤部率四万之众出广德，进逼徽州；驻守广德的太平军攻入丛山关。十月，太平军逼近祁门。李秀成率数万精兵，攻克黟县。曾国藩大本营处于太平军重围之中，几成瓮中之鳖。湘军原由江西供应粮草，此时四面受困，粮草连续三个月运不进祁门。曾国藩只得移驻休宁，并企图突围。此时的曾国藩如同瓮中之鳖，叫天不应，呼地不灵，他甚至给儿子写好了遗嘱，准备一死报国。这时的幕僚都跑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一个程桓生，曾国藩向他提到李鸿章的时候说：“此君难与共患难耳。”

后因其弟曾国荃在安庆对太平军发动强大攻势，胡林翼又在太湖策应，陈玉成率部回援安庆，加上鲍超等各部清军拼死抵抗，太平军未能攻克祁门、休宁，曾国藩这才侥幸逃生。

曾国藩后来对弟弟曾国荃说，自己一生有三次危机，有三次差一点自杀，祁门被围，危在旦夕，是最惊险的一次。经过这次，曾国藩更认识到李鸿章的能力。

危机过后，曾国藩立刻把大营搬到宿松，然后主动写信给李鸿章邀请他回来。从咸丰十年（1860）底到第二年中，几乎每个月都有一两封信，多次催促李鸿章回来。

咸丰十一年（1861）正月十五日，曾国藩在信中说：“去冬以来，诸事皆废，惟每日与尚斋（即程桓生）围棋二局，不敢间断。比棋子散落不全，请代买一付，阁下自行带来。去冬托王霞轩买袍褂料十付，除赏玉山诸将外，所存无几，请再买二十付，交委员搭解来营，或线绉江绸，或摹本缎，或大呢，皆须好者。近来营中将领眼眶大，下等衣料不足激发之也。”

他不但认为李鸿章要来，还让他给自己捎来一付围棋，为手下将领买袍褂布料，由此可见，曾国藩认为李鸿章肯定会很快回来的。

但是李鸿章迟迟不回，曾国藩仍没死心，反而劝他出来任事，帮助处理江西事务。在咸丰十一年（1861）二月十七日的信中，曾国藩写道：“保江西即所以庇湖南，即吾湘人自为室庐丘墓计，亦不能不出死力以保卫江西。更请阁下力劝铺堂竭力支撑。仆又劝阁下亦出而任事，料理江西城守事宜。江西倘有不虞，则令兄筱泉亦为无巢之鸟，尊府亦乏一枝之栖。阁下如见允许，当以公牍奉委，并附片具奏。”

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一日，曾国藩又给他写信，让他把有关情况转告鲍超和李瀚章等人。咸丰十一年四月十五日，曾国藩又让他催问粮饷。

此外，还有多封信件，是向李鸿章通告消息情况的，由此可知，尽管李鸿章离开了曾国藩幕府，但是他们的联系并没有断。只不过李鸿章还在摆谱，没有明确表示回来。曾国藩终于忍不住，在咸丰十一年五月十八日的信中问道：

阁下久不来营，颇不可解。以公事论，业与淮扬水师各营官有堂属之名，岂能无故弃去，起灭不测?以私情论，去年出幕时，并无不来之约。今春祁门危险，疑君有曾子避越之情；夏间东流稍安，又疑有穆生去楚之意。鄙人遍身热毒，内外交病，诸事废阁，不奏事者五十日矣。如无穆生醴酒之嫌，则请台旆速来相助为理。小岩而外，尚拟添请五、六人，分手办理，庶事无停格，而人得更休。

李鸿章离开曾国藩幕府已经半年多了，谱也摆得差不多了。这时，沈葆桢劝阻李鸿章到别地任职，郭嵩焘也写信来力劝，说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你要想崛起于草茅之中，必然要有所依靠，试想今日之天下，除了曾公还有谁能依靠?你尽管和他闹过不愉快，但最后还是要依赖他建立功名。

就这样，李鸿章在南昌料理了夫人的后事之后，又重新回到曾国藩身边。有了这一番经历，李鸿章在曾国藩心目中的地位一下子就提高了许多，而他飞黄腾达的机会，也很快就来到了。

曾国藩事上绝学

曾国藩一向主张进退有度，适可而止，而李鸿章作为曾国藩幕下的人才是最得其法的人。李鸿章为了坚持正确意见，竟然敢于顶撞自己的老师。墨不恕这也是曾国藩影响的结果，说明在曾国藩的指教下，正在逐步成熟起来。正如吴汝纶后来所总结的：“曾国藩前后幕僚，多知名人士，其能正义是非者，李鸿章一人而已。”

权变事上，谋求发展

对于上级的命令，公开抵制会有很大的危险。曾国藩对其中的情况分别处理。如果是为了朝廷的利益，他选择了直接或者委婉的拒绝，这样上级知道他出于公心，不会过于为难他。既保证了自己的利益，也给足了上级面子。曾国藩正是领悟了其中的奥妙，所以才应用自如，有备无患。

曾国藩是晚清最有实力的大臣。他一方面靠自己的忠心，消除了朝廷的顾忌，敢于向自己放权。另一方面，他同时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权势，用实力说话，即使朝廷有顾忌，也不敢轻举妄动。这样，既维护了自己，避免了兔死狗烹的悲惨结局，又保持了国家的安定，避免了政治局面的大动**。

但是清朝毕竟是满洲贵族的天下，他们重用曾国藩等汉人，实在是迫不得已，内心深处，仍然有强烈的民族歧视。为了防止曾国藩离心离德，背叛自己，朝廷在重用曾国藩、胡林翼等人的同时，也安插了湖广总督官文、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满蒙贵族钳制他们。对此，曾国藩心知肚明。为了消除朝廷的疑忌，太平天国刚刚被镇压下去，他就下令将自己直属的曾国荃部湘军大部分裁撤。当时朝廷也认为这是最安全的。他们觉得太平天国被消灭了，保存一支自己无法控制的军队，才是最危险的。但是他们根本不知道，除了湘淮两系，清朝其他的武装力量已经彻底腐朽，难堪重任了。

同治三年（1864），正当曾国藩分期分批裁撤湘军之际，僧格林沁及其马队被捻军在湖北牵着鼻子走，接连损兵折将。清廷万般无奈，命令曾国藩率军增援湖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