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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事上心法 进退有度适可而止2（第3页）

古往今来，世事复杂多变，险象环生，危机四伏。封建社会的宦海官场中，更是难有宁日。任何时候，人都不止百种。有坦**无私的，也有巴结奉承的。前者多是默默无闻，后者却常常是臭名昭著，只因为这样的人危害太大。

曾国藩早早涉入官场，对那些结党营私、贪图享乐的庸俗官僚了如指掌，他既想做点利国利民的事，但也不想得罪他人，陷入不必要的势力之争中，由于清王朝是满人的天下，对汉人有着强烈的排斥与挤压，这使得曾国藩愈加小心翼翼，深思远虑，以免出现差错。这点从他的日常公务中就可见一二。

左光八是湖南的反清义军，后来被地方官府捕押，当地很多乡绅纷纷出面保举。曾围荃致信曾国藩论及此事。曾国藩同意按乡绅们意见办理，他认为左光八不过是散兵游勇，成不了大气候，也可能与外边义军没有什么过密的联系。但他还是很小心，怕牵一发而动全身，他告诫弟弟，断然不可激化官兵与群众的矛盾，最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免陷入僵局。

曾国藩认为，身居官场，势力甚多，为官时执行公事，处理公务更需慎重，因为政务之中的牵扯更多，后果难料。

曾国藩的家乡有个朱知县，与当地乡绅关系很是密切，与曾国藩家中也有密切来往。后来当地的财政出现了赤字，一些乡绅因此担心他会被调离或降职，从而损害到自身利益，便群起鼓动、倡仪全县人民捐钱弥补亏空，从而留住这位忠正的父母官。曾国藩的弟弟向他征求意见。

曾国藩在回信中指出，官绅们发出这样的倡议言辞，不过是想名利双收，一旦付诸实践，出钱财的事还是要分摊到老百姓头上。而且在征收银两的时候，又必然会假公济私，巧取豪夺，敲诈勒索百姓的血汗钱。此事一日实施．就造成了恶劣的先例，以后官府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采取这种措施，受苦的还是普通老百姓。而且，官职的补缺、官员的调遣都有定规，偶有例外，也是偶然为之。亏空补上也无助于官吏的去留，这显然表明公捐粮饷不过是巧立名目、谋取名利的虚招而已。曾国藩对此看得通透。因此，他让自己的家人持一种旁观的中立态度，静等事变，随机而行。曾国藩考虑问题的全面与周密，行事的严谨与条理由此可见一斑。

文武之道，有张有弛。人生之路，当进则进，当退则退；只进不退，定生祸端；只退不进，无所作为。老子日：“功成身退，天子道。”

同治三年三月间，曾国藩的日子过得郁郁寡欢。其实他本可以高枕无忧，一则自己兵霸一方，水陆两部均存旗下；二则自己劳苦功高，战绩威震天下，金陵指日可待；三则自己对皇帝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心直身正；四则曾国荃也厉兵秣马，相与照应。

然而，曾国藩仍然“郁郁不自得，愁肠九回音”。一是因为军饷拈据，怕因此而功败垂成；二是户部奏折似乎有意在他与皇上之间设置障碍；三是担心朝廷内外怀疑他擅权专制，兵权太重，这是让他最忧虑的事情。

曾国藩想，自古以来位高权重的人，没有一天不是在忧患之中，现在自己上下难当，左右难处，怎么办呢?江西争厘的事如果小成功，那么就会饷缺兵溃，当然可忧；即使争厘成功，名声更为显著，也是可惧。权衡再三，曾国藩做出决定，解除兵权，称病引退。这样一来可以平息别人的怀疑诽谤；二来可以向朝廷表明自己不敢久握兵权，无任何图谋；三来对自己还有避其重取其轻的意思。

曾国藩凭着自己几十年的仕宦生涯，对官场的险恶看得最清楚，深知一入仕途人就毫无“自由”。但是，几千年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谁能改变得了?更何况，一个有抱负的人不借助权力可以说是毫无作为。因此，对官场是进是退，难以决断。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遇见圣明的君主尚保平安，如果遇见猜忌之君，脑袋不搬家就算最好的结局。因此，饱尝了世态炎凉的曾国藩临终立下遗训：后世子孙可以不做官，但不可废耕读。曾国藩对自己的进退虽然感到难以决断，但凭他的老道经验还是能够掌握火候。

曾国藩认为：凡遇事为公，应当强矫，而争名与逐利，应当诺退；开创家业时，应当强矫，而守成安乐，应当谦退；在外待人接物时，应当强矫，居家与妻儿享乐时，应当谦退。他还认为，如果一方面建功立业，在外声名赫赫，另一方面义求田问舍，以图家资厚实，这两方面都有盈满的迹象，完全没有一点谦退的意念，那样的人家断定是不能长久的。正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人要懂得知足常乐的道理。

曾国藩曾作一副对联：“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虽逆境亦畅天怀。”这副对联集中反映了他精神世界的两重性，一方面战战兢兢，一方面坦坦****；一方面悲观主义，一方面乐观主义。这表明他能生不忘死，居安思危，也使他能辱中求荣，挫时思奋斗。

曾国藩事上绝学

曾国藩认为：凡遇事为公，应当强矫，而争名与逐利，应当诺退；开创家业时，应当强矫，而守成安乐，应当谦退；在外待人接物时，应当强矫，居家与妻儿享乐时，应当谦退。他还认为，如果一方面建功立业，在外声名赫赫，另一方面义求田问舍，以图家资厚实，这两方面都有盈满的迹象，完全没有一点谦退的意念，那样的人家断定是不能长久的。正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人要懂得知足常乐的道理。

置身官海，慎字为先

古人对“谨慎”二字看得很重，他们认为谨慎是成事的基础，是保身的法宝。谨慎是一种成熟的表现，是任何一个有所成就或建树的人，在奋斗的过程中都应该具备的思想。

曾国藩的谨慎也是从失败中获得的。如果不谨慎地分析失败原因，那么打胜仗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小，就要忍受将士战死疆场的痛苦，而且自己辛苦创造的湘军就承担不起救国大任，就不能实现自己的成就功业的大志。因此，曾国藩要求自己必须谨慎。

战场上需要谨慎作战，官场上更需要谨慎为官。因为官场上的战争是无形的、隐蔽的，人与人之间的战争是不公开的。

咸丰十一年（1861年）九月，咸丰皇帝驾崩于热河。不久，清廷内发生了政变。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诉相互勾结，将八位顾命大臣囚禁。曾国藩心生恐惧，不知道自己是否会被牵涉进去。肃顺是顾命大臣之一，此人虽处在清廷腐败的环境中，但仍能够洁身自好，洞察时事，是当时少有的开明之臣。他曾极力推荐曾国藩去营救左宗棠，因此，曾国藩比较敬重他。另外，作为肃顺的幕僚，王闿运、郭嵩焘等人与曾国藩的湘军交往密切，慈禧要肃清肃顺一党，曾国藩多少会受到一些牵连。

慈禧也是一个聪明人，她不想面对湘军和太平军的双重威胁。与其排斥曾国藩，不如笼络他，让他继续为大清效力。曾国藩因此得到加封，出任钦差大臣，还被封为两江总督，统辖四省军政。

曾国藩深知慈禧的打算，所以心中很是矛盾，多次写信给家人发泄情绪。在一封信中，他向弟弟大发感慨，说往日自己手上一点点权势都没有，心里着急，可是现在所拥有的权力太多，多得连自己都想不到，又觉得更为不安，反而不如以前舒坦。

几个月后，曾国藩又被加授了协办大学士。慈禧的厚待，曾国藩是能够料到的，但是同时他也明白，自己的权位如日中天，渐渐高居众人之上，日后要想平安无事，需要更加谨慎。

慈禧太后的野心在辛酉政变后变得更加明显，她干预朝政，并且不满足于与别人分治。为取得清廷的绝对控制权，她施展阴谋逼迫奕诉下台，最终独揽大权。曾国藩见此情景不免胆颤心惊，他分析局势认为：奕诉贵为咸丰皇帝的亲弟弟、同治皇帝的亲叔叔，是血统纯正的皇亲贵族，竟不得善终，更何况自己一个外族大臣，自己的处境就好比站在了悬崖边上。

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后，朝廷和湘军之间的风波基本平息，曾国荃不再归隐，于同治四年（1865年）再次踏人仕途，在湖北担任巡抚一职。当时的湖北总督是官文，因是满人，在官场上是春风得意。曾国荃对此人甚为不满，于是上奏，说官文是肃顺的余党，应该一并铲除。结果被御史佛尔国反参，说曾国荃图谋不轨，想诬陷官文，按照大清律法，应该将曾国荃议罪。后来，经过调查，官文的确与肃顺等人有关系，清廷才将曾国荃免过。不过，曾国荃的做法无疑得罪了清政府的权贵。如果曾国荃在日后出现疏忽之处，曾国藩肯定脱不了干系。为了让曾国荃日后谨慎，曾国藩写信开导。他在信中强调，为官之人，满汉有别。这一点不是一个人的力量可以改变的，要学会隐忍，学会适应。官场变幻莫测，稍不注意，便会有所闪失。得意的时候可能会一年升迁数次，而失势时又会一落千丈。曾国藩以古人为鉴，以今人为镜，将官场看得透彻而真切。

他曾说过：“久居高位，一有不慎，声名即损，惟小心谨慎，时时若有衍尤在身，则自然无过矣。”

在曾国藩去世前几个月，他仍然不忘谨慎，给兄弟写信时，再次告诉兄弟仕途险恶，望兄弟保重。他这样写道：“官途险，在官一日，即一日在风波之中，能妥帖登岸者实属不易。如帅之和厚中正，以为可免于艰难，不畏人言藉藉，莫测所由，遽至于此。”他这样说，目的是想让兄弟学会他的谨慎，不要毁了自己辛苦创下的基业。

比如，当朝廷下令让曾国藩节制江南、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政的时候，曾国藩写了一个折奏称：“东南寇分，蔓延日久，生灵涂炭深矣!我受命两年了，可无一兵达于苏境，无一旅进攻宁冈。左宗棠苦战瞿、严，独任其难，我不能分兵往助；赵景贤困守湖州，坚贞盖世，我不能设法往援。徒有兼辖之名，并无统筹之实。”因此，他请朝廷收回成命，这样他才能心安，而“尤感圣慈之曲尽矣。”

越是功高，他就越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后来朝廷又下达命令：朝廷信用湘军，就因为你曾国藩忠勇发于至诚，你与朝廷推心置腹，朝廷要靠你来挽救东南全局。当时，他以安庆为大本营，居中控驭，广辖数千里，清军十道并出，都由他节制。他的弟弟国荃和贞擀，一路循江北岸至于和州，一路循江南岸于南陵，两路进兵，稳扎稳打，彭玉麟水军中江而下助剿两岸，是为直捣金陵之师。李鸿章领湘、淮陆勇，佐以黄翼升淮扬水军，突过贼境，是为援剿苏、沪之师；大江以北，多隆阿为围攻庐州之师，李续宜为派援颍州之师；大江以南，鲍超为进攻宁国之师，此外，如曹督袁甲三及李世忠淮上之师，都兴阿防江北之师，冯子材、魁玉守镇江之师，或不出自楚军，或不归公节制，可都奉旨由他统一指挥。

当然，朝廷的信任总是有限度的。有这样一个说法，说咸丰帝听说湘军攻下武汉之后，不但不高兴，还仰天长叹道：“去了半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咸丰有这样的想法确实是可以理解的。当时太平天国已经走了下坡路，而湘军的军威士气却是如日中天，更何况两人同为汉人呢。

所以，官场上的那些名来暗去的手段就再没停过。当清廷委署曾国藩为湖北巡抚时，曾国藩照例要客气推辞一番，谁知他写的谦辞信还没有送出大门，“收回成命”的诏谕已经下达，让他仅以“礼部侍郎”的身份统兵作战。

曾国荃打下天京，当天晚上就给朝廷报捷，以为会大受赞赏，谁知当头就挨一棒。上谕指责曾国荃破城之日晚问，不应立即返回大营，以致让千余太平军突围，语气相当严厉。接下来的日子里清廷步步进逼，大事小事一概揪住不放。数日后，又追查天京金银的下落，令曾国藩迅速查清，以备拨用。上谕中直接点了曾国荃的名，对他又提出了严重的警告。接下来又有李秀成的事件，总之，”来自上面的压力始终没有停过，这让曾国藩对官场的险恶有了极深的认识。

在战争的间隙，曾国藩有时会和自己的幕僚们闲谈，来舒缓紧张的神经。幕僚们讲到的一些官场小故事引起了他深深的思

但政治斗争是风云变幻难以捉摸的，这让曾国藩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更有了一层沧桑的身世之感。

人在官场，确实是需要慎之又慎的，而曾国藩谨慎的为官之道又深深地影响了他身边的很多人，李鸿章更是受益多多。他为人处世也以谨慎为先，当有人指出他的一些不当之处时，他就会欣然笑纳并心存感激。

曾国藩事上绝学

古人对“谨慎”二字看得很重，他们认为谨慎是成事的基础，是保身的法宝。谨慎是一种成熟的表现，是任何一个有所成就或建树的人，在奋斗的过程中都应该具备的思想。曾国藩之所以受到一个多世纪以来许多伟人的崇拜，这与他凡事谨慎有很大的关系。他终日警醒，战战兢兢，而且官越做越大，他就越充满忧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