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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驭下有术 知人善用用人如器2（第1页）

七、驭下有术：知人善用，用人如器（2）

宽严相济，刚柔并用

凡事都应有个度，特别是在对人才的使用上，太宽了会导致人员散漫，没有拘束；太严了又会令他们畏首畏尾，不能正常发挥自己的水平。只有把握好宽严的度，才能令他们的能力发挥到极致。

曾国藩以善于用人而著称，说起来，他用人的手段并不神秘，还是那种刚柔相间、宽严相济的管理方法。按照中国儒家的看法，刚与柔共用，宽与严并举的好处就是它能“致中和”，达到中正和平，而“使无事不达于和谐的境界”。历史经验证明，实施中庸之道，避免过激和片面性，是有助于人际关系的改善和问题的正确处理。

曾国藩一直有一个原则和信念，就是对己要严，对友要宽，即使意见相左，也要学会吸取对方正确的一面，欣赏对方的长处，而绝不是伤了和气。

在曾国藩的幕府中，李鸿章是最有成绩的一个。最初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很好，曾国藩就让他掌管文书事务，以后又让他帮着批阅下属公文，李鸿章将这些事处理得井井有条。曾国藩很满意，对他人说：“少荃天资聪明，文才出众，办理公牍最合适，所有文稿都超过了别人，将来一定大有作为。”而作为学生的李鸿章，对老师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对人说：“过去，我跟过几位大帅，糊糊涂涂，不得要领，现在跟着曾帅如同有了指南针。”

不过，并不是说他们之间就总不闹矛盾。有一次，因为李鸿章不同意曾国藩弹劾李元度，两个人几乎彻底闹翻，李鸿章也暂时离开了曾国藩幕府。

李鸿章的出走，当然也是有着他深层的心理原因。他是一个很有雄心和抱负的人，但是现实和机遇总是不青睐于他，而他一直都在寄人篱下。他离开祁门，想返回南昌自己兄弟的家里，途中他遇到了胡林翼，跟他谈了谈日后的打算。胡林翼知道李鸿章是一个有大才略的人，于是就对他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前途无量的人，但是你总要有一个靠山啊，若没有曾涤生，你升迁的道路一定是非常漫长!”李鸿章此时正处在激烈的心理情绪中，听不得这样的话，他昂然说道：“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豪杰之士，今天才知道我看错人了。难道不依靠别人，我就发展不起来了吗?”说完，李鸿章拂袖而去。胡林翼大人有大量，他并不生气，又派人追到李鸿章下榻之处，一再挽留。李鸿章气消了些，放下行装与胡林翼饮酒畅谈，只是不再提曾国藩。

过了数日，胡林翼给曾国藩写信，一再劝说道：“李终有一日会发达，不如为我所用。”曾国藩经过冷静的思考，认为胡林翼的说法很有道理，便两次写信给李鸿章，请他担任要职。李鸿章也未割断与曾国藩的联系，两个月后，他也确信当今可赖以立功名者唯有曾国藩，因此捐弃前嫌，重新回到曾国藩的幕府。

曾国藩的宽容和合使得他的朋友们在他的面前敢于直言，就连他的学生也敢大胆地批评他。有一次，李鸿章竞当面说曾国藩胆子小，办事效率差，曾国藩听了深以为然。

也正因为如此，曾国藩得到了朋友们发自内心的尊重。有一次，吴竹如与曾国藩谈心，谈到他平生的交友之道，他把曾国藩当作平生第一知己，对曾国藩推心置腹进以直言，而曾国藩则能用宽容和真诚与朋友进行交往。

从刚走上仕途到建立湘军这段过程，曾国藩走过了l0余年的风风雨雨，已经是极为历练。他对待下属有一个宽大原则，但在具体的管理上，他认为严比宽的效果要好。如果上下过分亲密，一遇大事，下属以上官为倚仗，而抛弃公家应尽之义，这就会妨碍成大事。

1860年8月，曾国藩的心腹幕僚李元度即将挂印出征，行前，曾国藩谆谆教诲说：“文人好为大言，毫无实用，不得与此类人接近。”又说：“对待属员不可太谦恐启宠而纳辱也。”

虽然他与李元度谈了几次，但曾国藩仍不放心。李元度赴徽州，曾国藩与之约法五章，严格要求。

但另一方面，曾国藩还用柔情主义来联络李元度。咸丰七年，曾国藩被削除兵权后，在籍守制。闲居家乡，感怀故旧，便写信给李元度，表示不忘李元度长期相随，历尽艰险，维护曾国藩和湘军的恩德与苦心，信中还提到要与李元度结成儿女亲家。

李元度以道员奔赴浙江后，曾国藩千叮咛万嘱咐，唯恐这位老部属出了差错。可李元度命运不济，在徽州一战中大败而归，曾国藩对其不遵约束以致败绩深表气愤，断然向朝廷弹劾他，后来在众人的救护下才免于发配边缘地区充军之苦役。

所以，曾国藩不是一味地宽，而是宽严相济，他很能把握其中的分寸。他曾经向人传授过管理手下悍将的经验，很多人都夸曾国藩能够驾驭悍将，能够人尽其才。他像是一个高明的演员，今天是温文尔雅的贤者，明天则又变成杀气腾腾的武将。他给人举了一个曾经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例子，就是李世忠。

李世忠是投诚过来的湘军将领，因战功显赫而官至一品。但他为人残暴而险诈，很不驯服，部下也常常仰仗着他的权势为非作歹，像这样的人在湘军中还有好几个。那么曾国藩是怎样对待这样的部将的呢?他用的是二宽二严之法，也就是两个方面宽容，两个方面严格。

宽容的方面，一是在金钱上对他们慷慨大方，绝不计较，资金充裕时动辄拨给他几十万上百万，视金钱如粪土，资金困窘时，宁可自己受穷，也要对他解囊相与；二是不与他争功，一起打了胜仗后多归功于他，有保荐的机会也优先照顾他。

严格的方面，第一是与其保持距离，尽量少打交道，不与其攀交情，避免频繁往来，来往的书信简明扼要，一句话也不多说；第二是明辨是非。比如李世忠部手下与老百姓争斗告上来的，一律分清是非曲直，决不袒护，要求李世忠严加惩治。

类似的例子还有陈国瑞。陈国瑞原是蒙古王爷僧格林沁的手下大将，他是一个无比鲁莽的人，除了他的主子没人能够治得住他。僧王死后，曾国藩接受“剿捻”事宜，开始与陈国瑞打交道。对于这么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曾国藩确实动了一番脑筋。他知道用单一的手段对付这个人是不灵的，于是他拿定主意先来硬的，用声色俱厉的言辞给他一个下马威，再历数他的劣迹暴行，使他知道自己的过错和别人对他的憎恶。当这一手起到效果，陈国瑞开始有些灰头土脸，有退缩之意时，曾国藩又话锋一转，表扬他的勇敢，以及不贪财、不好色的优点，告诉他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人才，切不可因一时的冲动毁了大好前程。陈国瑞闻听此言又重新振作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趁热打铁，与之促膝谈心，像一个关心他的长辈一样耐心地劝导他，让他老老实实接受不扰民、不私斗、不梗令三条规矩。这一手果然收到奇效，陈国瑞从此对曾国藩心服口服。

曾国藩后来自己总结说：“宽者，利也，名也。严者，礼也，义也。四者兼全，而手下又有强兵，则无不可相处之悍将矣。”

曾国藩驭下绝学

曾国藩以善于用人而著称，说起来，他用人的手段并不神秘，还是那种刚柔相间、宽严相济的管理方法。按照中国儒家的看法，刚与柔共用，宽与严并举的好处就是它能“致中和”，达到中正和平，而“使无事不达于和谐的境界”。

以利激人，赢得人心

曾国藩一生清廉，不爱钱财，不重名利，因此他在选将上也将不爱钱财不好名作为一条标准。他说：“为名利而来的人，提拔稍迟一点就怀恨不已，薪水略少一点就计较不止，这种人胸无大志，最没有出息。”但曾国藩在用兵上，却主张以“利”来获得军心，以厚赏来得兵将之勇。因此他不惜精力，多方努力，坚持实行了一种厚饷养兵的统军方式，使其得到了一直勇猛无比的军事力量，这是他军事上成功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

曾国藩认为，绿营兵腐败无能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兵饷太低。绿营步兵月饷银一两五钱，绿营的守兵月饷一两，绿营马兵月饷二两。这种情况在清朝初年，勉强可以维持生活，至道光以后，米价上涨，绿营兵饷已不够维持五口之家的食用，加之绿营兵饷日薄，这更无法依靠兵饷来维持生计了。《道咸宦海见闻录》记载，绿营兵“营中公费，近年益缺，各种杂出费用无一不摊派兵饷，是以每月每兵仅得饷三钱有零，不敷一人食用，别寻小本经纪或另有他项技艺，借资事畜”。因此绿营兵就不得不经常出营寻求生计，便忽视了在营训练，最后导致战斗力低下。绿营军官为了聚敛财富，也常常克扣军饷或冒领军饷，导致绿营军军心不稳。

曾国藩在起始办团练的时候就规定口粮，操演日给一钱；出征本省“剿匪”，每日一钱四分；征外省“剿匪”，每日一钱五分。队长哨长以次而加。养伤银一等三十，中等二十，下等十两。阵亡恤银六十两。征“土匪”减半，比绿营的饷差不多加了一倍。

湘军的军饷是相当优厚的，湘军士卒的月饷几乎是绿营兵月饷的三倍或三倍以上。统计各项总的收入，营官每月为二百两，分统、统领带兵三千人以上者每月为三百九十两，五千人以上者五百二十两，万人以上者六百五十两。连曾国藩本人也不得不承认“章程本过于丰厚”。湘军将领中除多隆阿“统万人，而身无珍裘，麻葛之奉，家无屋，子无衣履”以外，人人足于财。

曾国藩通过厚饷养兵的原则，收到了一些成效。湘军银饷，除个人生活外，还可贴补家用，因此能够安心操练，提高战斗力，一改绿营兵因口粮不足，而常常离营兼做，荒于训练的弊病，同时，曾国藩也希望通过给将领高的收入，来减少克扣兵饷的事情发生，达到“养廉”的。曾国藩在奏疏中阐述了这一想法，“臣初定汀营饷项，优裕，原冀月有赢余，以养将领之廉，而作军士之气”。曾图藩如此厚饷养兵，自然“陇亩愚氓，人人乐从军，募则急出效命”。于是，当兵——卖命——发财成了穷苦农民的第二职业，湘军也成为一支骁勇善战的武装。除了兵将，曾国藩幕府里还养了众多幕僚，大有战国时平原君、春申君的风范。这些幕僚都是文人，有的还是“鸿儒”，名声很大，乃至列入所谓“三圣七贤”。这样，武将给钱，文人给什么呢?曾国藩的做法是：给名。

在曾国藩多年的仕宦生涯里，有一个“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广荐人材。

曾国藩从军之初，“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如1854年曾国藩带兵攻下武汉，“仅保三百人”，受奖者仅占百分之三。l855、1856两年保奏三案，合计仅数百而已，而胡林翼攻占武汉一次即保奏“三千多人”，受奖人数达到百分之二三十。消息传开，不少人认为欲求官职投曾不如投胡，往往曾国藩挽留不住的人员主动投奔胡林翼门下。开始，曾国藩还以为自己德不足以服众，后来渐渐发觉是保举太少，使人感到升发无望所至。回顾往事，亦甚对不住李元度、甘晋等同自己患难与共的僚属，他们长期居下位，实与自己保举不力有关。对此，好友刘蓉多次向曾国藩进言，并举楚汉之争为例，曾国藩有所触动。

后来赵烈文又上书恳切进言，曾国藩随即改弦更张。赵烈文说：“阁下爱贤奖士，天下所并知。远者可无论，仅近相继离开者，是他们负阁下呢?还是阁下以为无益而弃之也?我以为知之不难，而忘之实难。泰山之高以其不弃粪壤，沧海之大，以其不拒浊流，天下分崩时，人志日嚣，凡属那些器识才能略有称数的人，成忠奋自树立，四顾以求固依，真伪虽不一端，未尝无也。假如不是贤杰以天下为己任，流俗之情大抵利而呆耳。假如诚实得不到发展的场所，将销声匿迹于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又肯来为吾用乎?是以明君给人之欲，不失其意，责人之力，不求其情，故人人自以为得君，顶踵思效，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所以能收效也。与人共患难之际，必须对荐举别人的事情十分慎密，因为这无异自削羽翼、自孤之道也。谓宜多储广纳，收其偶然之用，其有误滥，则亦为损甚微，而以获好贤之称，利甚厚也……”赵烈文的话讲得情理，尤其是“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令曾国藩为之动容，于是，“揣摩风云，一变前志”。从l856年起开始效法胡林翼，大保幕僚，不再拘于旧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