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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毕竟不是什么好事,人们共同的心理还是要改变贫穷的状况,但是急于求成或是用歪门邪道去脱贫,不是真正的忍贫,而不过是贪恋富贵罢了。更不要一门心思地只是想发财,那样的话,会被世人耻笑。
宋朝的胡宿说:“富贵贫贱,都是命中注定。我们应该修养自身等待时机,不要被造物所嗤笑。”《庄子》中记录了这样的故事,黄河边有户人家很穷,他的儿子潜入河中得到一颗价值千金的珠子。父亲对儿子说:“珠子本是在龙下颔下面的,正碰上它在睡觉,你得到了珠子,若它当时醒了,你就会死无完尸,成为粉末。”所以孔子说:“富和贵,是人人想要的东西,但如果不是正道得到的,就不会长久。”
孟子也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在孟子看来有理想的人,他在穷困时不会失去仁义;在显达、富贵时也不会背离道德。在穷困时不曾失去仁义,所以能够心安理得;在显达、富贵时也不曾背离道德,所以百姓不会对他感到失望。在得志时便施恩惠于百姓,在不得志时便修养自身,这就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沽名钓誉”是最为世人所厌恶的,因此,要做善事就要真心真意,这样反而能够名利双收。
在众多人眼里,做生意越成功、规模越大,那应承担越多的社会责任。作为商人,财富越多,就应该把慈善事业当作自己的一种追求。李嘉诚说:“钱来自社会,应该用于社会。投身公益、慈善事业,是商人一种美好的追求。但是要处理好生意与公益事业的关系,才能获得好的结果。”
李嘉诚是香港的传奇,白手起家而至富可敌国,成为了中国人商海扬帆的成功典范,许多人心目中的偶像。他亲手创立的“李嘉诚基金会”,在过去20多年来,已捐出及承诺捐出之款项约77亿元,其中64%用于内地的助教兴学、医疗扶贫和文化体育事业。
和谐社会需要人人共襄善举。无数有名的和无名的慈善捐助者,也许他们的捐款数额和李嘉诚有天壤之别,但却共同拥有一颗慈善之心。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善心无高低。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都可以成为李嘉诚那样的“善人”。
对于有多个世界超级富豪将自己大部分身家捐出作慈善用途,李嘉诚说,“如果学巴菲特或盖茨的话,就要卖掉长和和赫斯基,现在我有基金会都是做慈善工作。”
李嘉诚强调,“基金会是100%做慈善,帮助有需要的人,只是一直不喜欢将基金会用慈善两个字。”李氏指,基金会也定明无论家族成员或是董事,都不能从基金会拿取一分一毫,基金会是百分百做捐献的。
基于回馈社会的信念及缔造美好世界的祝愿,李嘉诚于1980年成立“李嘉诚基金会”,主要对内地及外地的教育、医疗、文化、公益事业作出有系统的资助。根据基金会网站公布的数字,二十多年来,基金会已捐出及承诺之款项约77亿元,其中64%用于内地的助教兴学、医疗扶贫、文化体育事业。他又积极推动旗下企业集团捐资及参与社会公益项目。基金会的项目亦为不少人所熟悉,包括为内地偏远地区贫困病人提供“医疗扶贫”行动;推出全国宁养医疗服务计划及捐资筹建和发展长江商学院等。
他曾笑言,自己大概有最少30%的时间,是用在公益事业上。而受少年所历之忧患影响,令他深深体会健康和知识的重要性,他深信两者是国家富强之本,亦因此对支持内地及香港的教育医疗事业不遗余力。他更说过:“如果能够在支持医疗、在教育方面帮助很多的话,你叫我给他叩头都可以。”
一个成功的人不仅仅要在事业上有所成就,更要为社会发展以及公众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李嘉诚——不仅是财富的象征,也是企业家慈善的带头人,李嘉诚多年来累计捐款总额逾140亿港元,他把自己三分之一的财产注入了基金会,他亲切地称“基金会是我的第三个儿子”,2009年,他荣誉建国60周年“影响中华公益60位慈善家”之首。
大事要精明,小事要糊涂
勿没没而暗,勿察察而明。
——张蕴古《大宝箴》
唐太宗时期,大臣张蕴古呈给太宗《大宝箴》,谈到“勿没没而暗,勿察察而明。”意思处于上位者既不能糊里糊涂,浑浑噩噩,什么都不知道,也不能过于苛察、精明,连臣下的细微小事也知道,而是要在两个极端之间采取中庸之道。当然,这个中庸,对于领导人来说,不是什么事情都折中处理,而是大事精明,小事不苛察。
唐朝时,武则天当上了皇帝,宠信的大臣惟有狄仁杰。可能是为了表示亲近,武则天将一些只有她一个人知道的秘密事情告诉狄仁杰。她对狄仁杰说,狄仁杰在汝南当地方官时很有政绩,但是有人诬陷他,现在想知道诬陷者的姓名吗?狄仁杰首先感谢则天对他的信任,接着说:“陛下不以臣为过,臣之幸也,不愿知谮者名。”武则天听了深为赞叹。知道过去是谁诬陷了他,对狄仁杰并无半点好处,而诬陷者或许会担心狄仁杰挟嫌报复,多生出一些事来。所以,狄仁杰宁愿糊涂,不愿苛察。
人无完人,要允许别人犯错误。那些本可以精明但宁愿装糊涂的人,实际上正是他们的精明之处。那些以苛察小事为精明的人,恰恰是不通人情世故,大事糊涂的人。
吕端是北宋的一代名相,北宋开国元勋赵普曾赞扬他:“吾观吕公奏事,得佳赏,未尝喜,遇抑挫,未尝惧,真台辅之器也!”
当时,宋太宗想任命吕端任宰相,有人说“吕端为人糊涂”,太宗当即反驳:“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后人有诗赞曰:“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从此,吕端便成为“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的典型。吕端在事关个人利益的某些问题上确有“糊涂”之处。他为人旷达宽厚,有器量,对职务上的升迁不介意,虽多次被贬,但从不计较,并且“得嘉赏未尝喜,遇抑挫未尝惧,亦不形于言”。他对流言蜚语不记怀,经常说:“吾直道而行,无所愧畏,风波之言不足虑也。”他为官40年,两袖清风,不为亲友谋私利,家无储蓄,去世后,其子女穷得不能婚嫁,只好将房屋典当,宋真宗知其事,从国库里拨五百万钱才把其房屋赎回来。他从不因权位显赫而志满意骄,而是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他和寇准同居相位。寇准是治理国家的栋梁人才,但“性刚自任”,不善交往,吕端毫不计较,总是处处谦让,虽有太宗器重,手谕“自今中书事,必经吕端详酌,乃得闻奏”,但遇事即与寇准商量,从不专断。
宋真宗即位后,垂帘召见群臣。吕端站在殿下看不清垂帘后面的皇帝究竟是谁,不仅不肯下拜,还非要把帘子卷起来,又登上殿去,亲眼察看清楚新皇帝确是真宗,这才走下殿来,带领群臣朝拜、呼万岁。
如果不是吕端在紧急关头行动果决,势必造成边境战乱和皇子争帝的宫变。吕端所为,不失为“大事不糊涂”之举。正是吕端在荣辱乔迁、利害得失所谓小事上的“糊涂”,才能在关乎国家兴衰成败的大事上“明白”。
人贵集聪明与糊涂于一身,需聪明时便聪明,该糊涂时且糊涂。
宋代宰相韩琦以品性端正著称,遵循着得饶人处且饶人的生活准则,从来不曾因为有胆量而被人称许过,可是在下面两件事上的神通广大,才是“真人不露相”的注脚。
宋英宗驾崩时,朝臣急忙召太子进宫,太子还没到,英宗的手又动一下,宰相曾公亮吓了一跳,急忙告诉另一宰相韩琦,想停下来不再去召太子进宫。韩琦拒绝说:“先帝要是再活过来,就是一位太上皇。”韩琦越发催促人们召太子,从而避免了权力之争。
担任入内都知职务的任守忠很奸邪,反复无常,秘密探听东西宫的情况,在皇帝和太后间进行离间。有一天韩琦出了一道空头敕书,参政欧阳修已经签了字,参政赵概感到很为难,不知怎么办才好,欧阳修说:“只要写出来,韩公一定有自己的说法。”
韩琦坐在政事堂,用未经中书省而直接下达的文书把任守忠传来,让他站在庭中,指责他说:“你的罪过应当判死刑,现在贬官为蕲州团练使,由蕲州发置。”韩琦拿出了空头敕书填写上,派使臣当天就把任守忠押走了。
韩琦轻易除去了任守忠,而仍然不失忠厚。所以大智若愚实在是一种人生的最高修养,也是一种人生大谋略。大智若愚的人总有更多成功的机会。
大智若愚,从一个角度来说,也可理解为小事愚,大事明。对于人来说是一种很高的修养。所谓愚,并非自我欺骗,或自我麻醉,而是有意糊涂。该糊涂的时候,就不要顾忌自己的面子、自己的学识、自己的地位、自己的权势,一定要糊涂,由糊涂而转聪明,则必左右逢源,不为烦恼所扰,不为人事所累,这样也必会有一个幸福、快乐、成功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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