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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灵活变通进退自如（第1页）

第十一章、灵活变通，进退自如

学会为自己留有余地

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小也。

——《韩非子·说林下》

雕塑的原则是，鼻子不如先刻大一些，眼睛不如先雕小一些。鼻子大了可以改小一点，小了就无法改大；眼睛小了可以改大，大了就无法改小了。

韩非子借雕塑来告诫世人：做事情要讲究策略，要为自己预留转身的余地。历史上很多明智之士，之所以能够全身而退，就是因为深谙此理。他们在仕途非常顺利的时候，毅然退出官场以避免祸患，或者在复杂的权力斗争中及早抽身，全身而退。晚清重臣曾国藩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曾国藩曾说过：留一分余地，可回转自如。不留余地，则易失之于刚，错而无救。人生在世，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关系：朋友关系、邻里关系、同事关系等等。这些关系处理得好就会使人到处受欢迎，处理得不好就可能到处遭人痛恨。如何处理好这些关系，就成为了一门很大的学问。

曾国藩在处理这些关系奉行的一个原则就是：凡事给对方留有余地，既不让自己违反大的原则，也不完全拒绝对方的要求。比如说，曾国藩常在家中劝父教弟，不要干预地方的事．可是，有些时候，他的一些亲朋好友难免会因一些万难之事有求于他，其中不乏一些实有冤屈之事，却之，于情于理不忍，助之，又恐贪干预地方公务或有以势凌人之嫌。这时，曾国藩只好对来求者做出那种“道似无情却有情”、“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曲意相助之举，并给别人留下充分回旋的余地。

曾国藩深知自己作为一个汉官，清政府不可能完全信任自己。事实上，在曾国藩组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的时候，为了防止曾国藩和湘军的坐大，保证军政大权集中于朝廷，清政府对曾国藩进行了多方牵制和防范。

咸丰四年八月二十一日湘军从金口出发，当天就攻克了太平军花园大营；第二天兵临武昌城下。负责守卫武昌的太平军将领黄再兴、石风魁等人，皆不习战事。他们见湘军气势汹汹地攻到城下，便丧失信心，于二十二日夜间弃城逃往田家镇。汉阳守将见武昌失守，也弃城逃走。他们只顾自己逃命，竟没有预先通知停泊在汉水里的水军，汉阳失守后，这些船队被完全封死在里面，遭到彻底毁灭。陆军士兵也有一大批没有来得及撤走，大部分被湘军当场杀害或赶到湖里溺死。

当时咸丰皇帝正被太平军打得晕头转向，六神无主，不料湘军异军突起，如此迅速地攻下武汉这个重镇。消息传来，他高兴得简直不知如何是好。湘军的胜利使处于悲观失望之中的咸丰皇帝备受鼓舞，他看过捷报之后，立刻任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并在奏折上批道：“览奏感慰实深。获此大胜，殊非意料所及。朕惟兢业自持，叩天速赦民劫也。”他还眉飞色舞地对军机大臣说：“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但是军机大臣祁离藻进言说：“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间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咸丰皇帝听罢，默然变色，一时被胜利冲昏的头脑渐渐清醒过来，从此严奉祖训，再不肯把地方督抚大权交给手握重兵的曾国藩，使其六七年内一直处于客军虚悬的地位。

恰在此时，御史沈葆桢上一奏折，要求曾国藩乘胜东下，进攻长江中下游的太平军，以便一鼓作气，将太平天国镇压下去。咸丰皇帝便乘机收回成命，赏给曾国藩兵部侍郎衔，办理军务，令其率领水陆各军乘胜东下，迅速进攻江西、安徽的太平军。而湖北巡抚一职则由曾在湖南与曾国藩屡次作对的江苏布政使陶恩培担任，其未到任前，由刚刚因曾国藩攻占武汉而从“署理”转为“实授”的湖广总督杨霈兼任。

刚收到令其署理湖北巡抚的谕旨时，曾国藩还推辞了一下，以掩饰自己的功名之心，免得由于丁忧期间立功受职而受到指责。然而曾国藩的辞谢奏疏还没有送到北京，咸丰皇帝就改变了主意，收回成命。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咸丰皇帝还自作聪明地在曾国藩的奏折上批道：“朕料汝必辞，又念及整师东下，署抚空有其名，故已降旨令汝毋庸署理湖北巡抚，赏给兵部侍郎衔。”接着又倒打一耙说：“汝此奏虽不尽属固执，然官衔竟不书署抚，好名之过尚小，违旨之罪甚大。著严行申饬。”曾国藩攻占武汉，远远观望的荆州将军官文和署理湖督杨霈都得到重赏，而他本人不仅没有得到地方实权，还受到严厉申饬，这不能不引起曾国藩的深思。从这些事情上，曾国藩看透了清政府对他的猜忌心理，也由此知道权力在带给人利益和名声的同时也带来更大的危险。从此以后，他深怀警惧，处处谨慎，决心在危险重重的官场为自己预留转身的余地。深谙官场竞争之道的曾国藩意识到清政府对自己的戒备和防范之后，面临着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他希望为国尽忠，另一方面又希望能够急流勇退，保功全身。因此，在湘军攻陷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后，曾国藩立即裁撤了五万湘军，并让胞弟曾国荃回到原籍，以释清廷对自己兄弟的猜疑。

在镇压捻军时，清政府又对曾国藩加官晋爵，任命他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而同时他还担任着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的重任，因此不可谓官不高、权不重。对此，曾国藩心有忧惧，先后三次请求朝廷收回节制三省的成命。在这次上奏和日记中，曾国藩将自己急流勇退的心迹表露无遗。由于年事已高，加上经历了无数风风雨雨之后，曾国藩希望能够从此远离政治斗争的漩涡，过上几天舒适安心的日子。

对于曾国藩这种急流勇退的心理，在他密不示人的日记和家书中有明显的体现。同治六年二月初五，曾国藩在给曾国潢的信中也说：“大约凡做大官，处安荣之境，即时时有可危可辱之道，古人所谓富贵常蹈危机也。”

自古就有伴君如伴虎的说法，君臣只可同患难，不可同富贵。所以，正值自己的权势日益膨胀的时候，曾国藩为自己预留了转身的余地。也正是因为他使用了这一高明的策略，所以在险恶的官场中得以全身而退。

凡是高明的人，绝不会进入死胡同，这并不是他们幸运，而是他们深谙进退之道，懂得为自己预留转身的余地。

凡事留有余地，也应成为今天我们为人处世的一项准则。因为时势每时都在变化，同时我们每个人也有考虑不周全的时候，凡事不留余地的话，我们就有可能犯一些愚蠢的错误，到头来吃亏的还是自己。凡事三思而行，话不可说得太死，行不可做得太绝，这样我们就会永远稳操胜券，进退自如！

暂时示弱，以退为进

全师避敌。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三十六计·走为上》

“走为上”是《三十六计》中的第三十六计，意思是：全军退却，避开强敌。以退为进，待机破敌，这不违背正常的用兵法则。

走为上，指敌我力量悬殊的不利形势下，采取有计划的主动撤退，避开强敌，寻找战机，以退为进。这在走为上谋略中也应是上策。这句话，出自《南齐书．王敬则传》：“檀公三十六策，走为上计。”其实，我国战争史上，早就有“走为上”计运用得十分精彩的例子。

春秋初期，楚国日益强盛，楚将子玉率师攻晋。楚国还胁迫陈、蔡、郑、许四个小国出兵，配合楚军作战。此时晋文公刚攻下依附楚国的曹国，明知晋楚之战迟早不可避免。

子玉率部浩浩****向曹国进发，晋文公闻讯，分析了形势。他对这次战争的胜败没有把握，楚强晋弱，其势汹汹，他决定暂时后退，避其锋芒。对外假意说道：“当年我被迫逃亡，楚国先君对我以礼相待。我曾与他有约定，将来如我返回晋国，愿意两国修好。如果迫不得已，两国交兵，我定先退避三舍。现在，子玉伐我，我当实行诺言，先退三舍。（古时一舍为三十里。）”

他撤退九十里，已到晋国边界城濮，仗着临黄河，靠太行山，足以御敌。他已事先派人往秦国和齐国求助。

子玉率部追到城濮，晋文公早已严阵以待。晋文公已探知楚国左、中、右三军，以右军最薄弱，右军前头为陈、蔡士兵，他们本是被胁迫而来，并无斗志。子玉命令左右军先进，中军继之。楚右军直扑晋军，晋军忽然又撤退，陈、蔡军的将官以为晋军惧怕，又要逃跑，就紧追不舍。忽然晋军中杀出一支军队，驾车的马都蒙上老虎皮。陈、蔡军的战马以为是真虎，吓得乱蹦乱跳，转头就跑，骑兵哪里控制得住。楚右军大败。晋文公派士兵假扮陈、蔡军士，向子玉报捷：“右师已胜，元帅赶快进兵。”子玉登车一望，晋军后方烟尘蔽天，他大笑道：“晋军不堪一击。”其实，这是晋军诱敌之计，他们在马后绑上树枝，来往奔跑，故意弄得烟尘蔽日，制造假象。子玉急命左军并力前进。晋军上军故意打着帅旗，往后撤退。楚左军又陷于晋国伏击圈，又遭歼灭。等子玉率中军赶到，晋军三军合力，已把子玉团团围住。子玉这才发现，右军、左军都已被歼，自己已陷重围，急令突围。虽然他在猛将成大心的护卫下，逃得性命，但部队丧亡惨重，只得悻悻回国。

这个故事中晋文公的几次撤退，都不是消极逃跑，而是主动退却，寻找或制造战机。所以，“走”，是上策。

关键时刻的进退哲学可以决定一个人事业的成败，适时的妥协和退让是最明智的选择，这也是一个人成就事业必须要掌握的“分寸”。

1849年10月，普鲁士政府正式开通了从柏林到古城亚琛之间的电报线，并交给商业通讯使用。这样，亚琛的地理位置一下子重要起来。利用柏林与亚琛之间的电报线从事商业通讯服务也成了一种十分有利可图的行业。路透打算抓住这个机会干一番事业。他首先来到柏林，想在那里开办一家通讯社。但是，一个名叫沃尔夫的人已经抢先一步，在柏林建立了“沃尔夫办事处”。沃尔夫经济实力雄厚，且有着与路透同样精明的头脑和过人的才干。面对这样的对手，路透心里明白无力与之抗衡。

然而，路透并没有气馁。他避实就虚，马不停蹄地赶到亚琛，在那里开办了一家小小的独立经营的电报办事处。这在亚琛可是第一家。路透广泛收集欧洲各个主要城市的各种行情快讯，经处理后汇编成《路透行情快讯报》，然后利用尽可能快的交通联络工具提供给订户。由于勤奋努力，路透很快打开了经营市场。一个时期后，各地竟然出现了一股争订路透快讯稿件的热潮。路透也从此在这一行业里站稳脚跟，逐步走向了个人事业的巅峰。

在与人交往的时候，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不妨让自己的头脑灵活些，欲擒故纵、以退为进都常常会取得出人意料的良好效果。

有一年，在比利时某画廊发生了这样一件事：美国画商看中了印度人带来的三幅画，标价为250美元，画商不愿出此价钱，于是唇枪舌剑，谁也不肯放松，谈判进入了僵局。那位印度人恼火了，怒气冲冲地当着美国人的面把其中一幅画烧了。美国人看到这么好的画烧了，当然感到十分可惜。他问印度人剩下的两幅画愿卖多少钱，回答还是250美元。美国画商见毫不松口，又拒绝了这个价格，这位印度人把心一横，又烧掉了其中一幅画。美国画商只好乞求他千万别再烧这最后一幅。当他再次询问这位印度人愿卖多少钱时，卖者说道：“最后一幅画能与三幅画是一样的价钱吗？”结果，这位印度人手中的最后一幅画竟以600美元的价格拍板成交。

当时，其他的画的价格都在100美元到150美元之间，而印度人这幅画却能卖得如此之高，原因何在？首先，他烧掉两幅画以吸引那位美国人，便是采用了“以退为进”的战略，因为他“有恃无恐”，他知道自己出售的三幅画都是出自名家之手。烧掉了两幅，剩下了最后一幅画，正是“物以稀为贵”。这位印度人还了解到这个美国人有个习惯，喜欢收藏古董名画，只要他爱上这幅画，是不肯轻易放弃的，宁肯出高价也要收买珍藏。聪明的印度人施展这招果然很灵，一笔成功的生意唾手而得。

当然，要想成功地采用“以退为进”的策略，必须有一定的后盾的，把握好分寸。“不打无准备之仗”，心中没有十分的把握而轻易使用此计，难免弄巧成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