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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请降（第13页）

武将一列中，为首是他的叔父李流、李骧，后面的则是姑父李含、部将任回、上官惇、李攀、费佗、苻成、隗伯等人。

文官一列中，为首的便是尚书令阎式。

阎式之前担任始昌令，在齐万年起兵反晋，阎式、李特等率关陇流民十余万流入巴蜀、汉中。

流民共推李特为主，为行镇北大将军。阎式担任李特的谋主。成汉建国，李雄即皇帝位，拜阎式为尚书令。除了世家之外，文武百官都出身粗豪，无朝廷之仪，阎式上疏请参考汉晋故事，立百官制度，李雄听从。

在阎式身后，则是仆射杨褒、太宰李国、司空李离等人。

在这些人的后面，则是几个本地世家的人，譬如谯同、张备等人。

原本李特李雄带着六郡百姓到益州就食，没想到稀里糊涂的成为了流民帅，又以为晋朝已经时日无多了，便成立汉国。

结果

齐王之乱被平定，他这边变得风雨飘摇起来了。

尤其是本地世家的势力，最让他头疼。

对于益州的世家势力，李雄还花费了不少时间，才搞清楚他们的关系。

说到益州本土世家势力，就不得不从刘焉刘璋父子说起了。

东汉中平五年，刘焉向汉灵帝提出“废史立牧”的建议，原因是因为当时地方的情况确实是比较恶劣，理论上刺史只有监察的权力，没有行政的权力，州刺史权重太轻，处理突发的事件有些不方便，所以就干脆用州牧换掉州刺史，派一些宗室清流到地方，算是为汉室留一条后路。

其实刘焉并不是真正忠于汉室，因为在东汉的乱世中，中央失去对地方的控制，朝中重臣还不如地方长官。

至少地方长官能够掌握的资源比朝中要多得多，也能更好地进入到中原逐鹿的状态。

正巧在当年比较乱套，各地黄巾军复起，益州刺史郤俭政绩不佳，于是刘焉得偿所愿，成为了益州牧。

光成为益州牧也不算真正控制了益州，就像中央对地方失控一样，如果州刺史或者州牧没有足够的力量，那么也很容易被当地的世家大族架空或者瓜分权力。

从东晋时期“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中就可以了解这一点。刘焉为了加强对益州的统治，他吸收了很多从益州外部州郡避难而来的流动人口。

这些人要想与益州本土大户竞争就需要依附刘焉，刘焉也需要他们作为自己的嫡系力量。

这支力量被史料中称为“东州士”，是益州中很活跃的一支力量，一直持续到蜀汉灭亡。

因为“东州士”的力量，刘焉对益州的控制还是可以，不过也埋下了一些隐患。在兴平元年（即公元194年），刘焉去世，益州本土大户的代表人物赵韪、王商等人推举刘璋为新的益州牧。

刘璋性格相对于刘焉来说比较软弱，他虽然也采用刘焉那种以“东州士”对抗益州本土大户的策略，但是并不彻底，对益州本土大户的诉求也给予一定的满足。

刘璋的策略让益州本土大户稍稍归心，但也导致“东州士”对刘璋统治的不信任。

在刘焉、刘璋父子与刘备、刘禅父子统治益州时期，益州本土大户对外来户的矛盾是益州政治格局中的重要一环，也可以说是一定程度影响了历史的走向。

在刘焉时期，二者之间的矛盾就相当激烈，主要是集中在益州本土大户与“东州士”。犍为太守任岐、益州从事陈超、校尉贾龙纷纷起兵反叛刘焉，不过在“东州士”与青羌人的支持下，刘焉还是平复了这次叛乱。

在刘璋时期，同样发生了益州本土派系对“东州士”的叛乱，赵韪与益州大户联合反叛刘璋，蜀郡、广汉郡、犍为郡全部都响应赵韪。

“东州士”深知益州本土大户对自己的仇恨，与刘焉父子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在“东州士”的殊死抵抗下，刘璋还是艰难地击败赵韪。

或许就是因为这次叛乱，刘璋对益州本土大户的态度转为安抚和拉拢，导致“东州士”对刘璋的态度转为冷淡。

刘备能够与刘璋联盟并进入益州，最开始是因为张松和法正二人的帮助。两个人一个是益州人，一个是关中人，属于“东州士”，在这里似乎不太好对益州本土大户和“东州士”对刘备的态度进行一个明确的判断。

不过在刘备入川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明显“东州士”更加欢迎刘备，益州本土大户的抵抗程度更加激烈。

这里应该由刘璋对二者态度转变的原因，但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刘备用暴力手段推翻刘璋对益州的统治，对益州人来说也有一种被侵略的共情。

毕竟刘备也是一个外来者。

而后刘备包括刘禅统治益州时期，益州内部的派系和矛盾更加复杂，主要可以分为四个派系：北方元从派、荆州派、东州派、益州派。

北方元从派虽然显赫一时，但是没有持续发展的土壤，于是剩下荆州派、东州派、益州派三个派系。荆州派在蜀汉中无疑是最显赫的派系，占据了蜀汉政治格局的核心地位；东州派虽然不如荆州派，但也是非常重要的力量，出现费祎、陈祗这样的主持国政重要人物；相对而言益州派就是长期被打压的一方，在政治上的话语权相当低。

然而让人唏嘘的是，最后蜀汉被灭，留存最多的，还是益州派势力，其他的或多或少都受到了清算，实力大减。

现在的李雄，是头有点痛了。

一方面，他要忌惮叔父李流的势力，另外一方面，他还要安抚益州本地势力，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他才向雒阳送出请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