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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刺激（第7页）

坐在那边的赵官家再度适时插嘴道。“但沿河军屯、民屯，多是建炎二年、三年朝廷回归东京后，统一安置的村庄，里面许多军伍人，霸痞还是少一些的。且与此虑相比，这些屯点基本上都是杂姓，素来无宗族活动，年节祭祖、中秋上坟都没个去处，这不是好事，最起码常有食菜魔教趁机侵袭，以至于成祸。所以，朕的意思是，此事若能成，便以无息做诱，许他们自决，看看能不能仿效南方的族产，专以此类桑基鱼塘设置一些村产……”

这话一出来，上下齐齐若有所思，李光也陡然醒悟，却又勉力笑对：“若如此，倒是臣思虑不周了！此事，臣以为可行，且御史台可发两位御史，沿河左右巡视，专门监察此事。”

赵玖欣慰颔首。

话说，赵玖最后提到的东西，才是真正切中了这群官僚们要害的东西——那就是村社集体财产，以及相应的村社集体活动。

须知道，不管所谓大宋朝的城市化进度有多厉害，这年头的大宋，依然是一个典型的以农业为基础的中世纪皇权社会，而且和其他所有地方一样，碍于生产力和组织先进度的问题，皇权的末梢结构是难以触及到最底层老百姓，也就是所谓皇权不下乡的意思。

而这种情况，就会滋生问题。

首先是小农经济的脆弱，使得基层百姓在高利贷与租息盘剥面前变得毫无抵抗能力，而这种脆弱，又会使得诸如摩尼教这种具有贫民自助保险业务的宗教趁虚而入，挡都挡不住，最后就是民不聊生，和邪教泛滥，最最后就是揭竿而起。

但与此同时，另一个荒诞的现实在于，皇权如果强行入乡社，反而会造成更大混乱与损害——因为在皇权时代，跟官府比起来，什么和尚道士地主都简直算是白莲花！

甚至，那些和尚道士地主之所以能够盘剥百姓，敲骨吸髓，很大程度上正是依附于皇权后的作恶。

这种情况，再过八百年都难以改变。

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种温和的基层组织形式，既能对上服从统治，又能对下起到安抚作用。

历史上占据这个位置的不是别的东西，正是宗族。

而宗族想要起到切实作用，很大程度上是要有经济基础的，故此，族产这个东西的作用毋庸置疑。

那么成制度的族产又是谁发明的呢？

答案是范仲淹。

范仲淹发明了族产之后，立即得到大宋朝廷的强烈认可与提倡，并迅速席卷了整个中国，继而使小村小社中的宗族力量迅速扩张。

没办法，尽管族产和宗族在后来的时代那里是落后的代名词，但在眼下，面对着上方的皇权，村社内部的寺观、地主、高利贷者，以及最下层无孔不入的邪教结社，这已经是一种相对而言非常进步的村社集体经济组织形式了。

回到眼下，对于赵玖来说，基层缺乏组织这个问题同样是切身存在的。

其实，赵官家面临的问题非常多，他要北伐，北伐需要兵强马壮，需要钱粮财帛，但也要内部的安定，与后方的缓和。但随着他本人直接参与执政以后，也渐渐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

比如说从张荣哪里出来以后，回想着张荣的拷问，他心里一直难安，一直想针对某些群体做点事的，好像不做点事，连北伐都会失去意义一样……实际上，这也是他此番联合赵鼎发动此事的一个初衷。

推行桑基鱼塘的混合农业，然后专门做基层集体经济，正是他的一个尝试。

作为一个穿越者，赵玖当然知道封建宗族代表的落后，但他做了六年官家后同样也意识到，封建宗族能够成为往后八百年中国农村的主导者，是有它合理性与进步的，因为它最起码比封建时代的衙役更温和，比邪教自助更稳定。

更何况，他此时推行的，是仿效着族产，然后基于民屯、军屯的非宗族式集体经济，似乎相对于族产又有了一点掺杂了理想主义的进步。这玩意，将来或许会散架，然后被宗族重新取代，或许会和封建宗族一样沦为保守、落后的代名词，但最起码放在眼下，放在十二世纪的中国，似乎依然是有它的先进性的。

实际上，就连李光这种人都敏锐意识到了这件事情背后的含义，在直接驱除邪教、内里提升基层百姓生存稳定性这种目的面前……哪怕只是可能性的好处……也依然足以说服这群士大夫转而无条件支持这种举措。

唯一有些让人措手不及的是，原本很多人都以为这位官家会先针对北伐相关事宜搞事情，但他最终却先把这个事情提到了最前头。

李光立即转变立场，使这件事情立即以最高决议的形式得到了通过……确实是最高决议，宰执们在御前进行讨论，然后连御史中丞都举双手支持，那没有什么政治决议比这个来的更加通顺，更加高大上了。

此事讨论完毕。

随即，眼见着赵鼎、刘汲、阎孝忠等人面上皆有舒展自得之态，赵官家也似乎是数月间第一次展颜。犹豫了一下后，枢相张浚忽然阔步出列，就在亭前当众拱手：

“官家！臣前些日子读《水浒传》，心有所感，遂成五议！今日既然官家在前，宰执俱列，连御史中丞，正好抛出，请官家御判、同僚批正。”

难得心下有些放松的赵玖微微一怔，旋即笑对：“张卿是堂堂西府相公，有话便说……卿从《水浒传》中看出什么来了？”

“五件事而已。”

张浚低头答应，然后抬起头来，就在亭内外诸宰执、学士、舍人，乃至于内侍省大押班、御前班直二统制身前，昂然出声，却正是如今公文中流行的邸报体了：

“其一，曰扩军！御营当以眼下朝廷财力为限，稍微扩军至二十三四万，并于兰州、兴庆府、阴山设立御营后备兵站，以备万一之时，方便征调吐蕃、党项、契丹、蒙古零散部众成军！”

“其二，曰联盟！官家既在金河泊会盟天下诸夏，共议伐金，便当多加联络讨论，当召大理、南越、高丽使节至京城询问合议，当收蒙古两部、西域诸部、吐蕃诸部质子入朝，年少者进武学、太学，成年者入御前班直。”

“其三，曰安后！江南之地，之前便有方腊、钟相席卷东南荆襄，而自从岳飞平叛之后，虔州虔贼复起，江西路复又骚动，名臣权邦彦、郭仲荀本抗金砥柱，如今权邦彦服丧归朝，正合为江西路经略使，郭仲荀可发为御营后备总管，往江西路编练一万后备军士，以御营待遇减半……安后之余，必要之时亦可成军北上，襄助北伐！”

“其四，曰正名！靖康之耻，天下士人百姓羞愤之所在，昔日六贼伏诛，依然有靖康乱政，当请太上道君皇帝、太上渊圣皇帝，御笔亲写，自叙宣和、靖康之败种种，以正视听！而两河之失，也非财帛利益计较所在，国朝复两河，事关国家根基正斜，事关自官家以下，凡李纲、吕好问二公相，及臣等无数当国之士，立身正与不正，当请官家明发旨意于邸报，重申宋金之不两立！骨仇之难安寝！”

“其五，曰建财！北伐既不能缓，而国力依然艰难，当请户部制定规划，或三年、或五载，何以取财，何以恤民，何以积累，或国债、或兑爵、或交子务，虽有些许丢失大国颜面，亦不妨堂堂而示，以使天子诚意、国朝决心，使天下人尽知，国朝取之于民，实在万众一心，阖国北伐一用而已！”

话说，张浚说前两个的时候，石亭内外的天子、宰执，以及左右文武近臣们，还没有多大反应。只当是这位张枢相看到赵官家与都省合作这么紧密，一时吃醋，忍不住表现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