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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9成舍我（第6页）

成舍我摇头说：“《大公报》的报道，往往避实就虚、抓小放大，不符合我的办报原则。”

周赫煊苦笑：“没办法，有些新闻不能刊登，否则报馆就要被查封了，比如成先生的《民生报》。”

“周先生不用再劝。”成舍我还是不肯合作。

周赫煊只好改变计划，说道：“不如这样，我出一些钱，跟成先生合作办一份新报纸，总部设在重庆。你看如何？”

成舍我说：“我认为武汉要好一些，重庆实在离中央政府太远了。”

周赫煊笑道：“离得远才好，可以放开手脚。如果成先生的报纸办在重庆，第一，我可以介绍刘湘跟你认识；第二，《大公报》可以为你提供最新的新闻讯息。”

“容我再想想。”成舍我有些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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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民国那么多知名报人，周赫煊最认同的就是成舍我，因为他们都是自由主义者。

成舍我的自由主义，并非无限度的自由，而是在合乎道德法律之下的自由，有利于国家、民族和人民的自由。

如果把张季鸾、史量才、成舍我三位报人拿到一起做比较，张季鸾最为圆滑，喜欢“小骂大帮忙”，无论是国党还是共党都比较满意。史量才在30年代变得激进，跟左翼文人走得很近，总是高举着爱国旗帜，喜欢讨论参与政治问题，让常凯申生出必杀之心。

而成舍我呢？

他是最纯粹的报人，他的原则是尊重事实，只要是真的新闻他就敢报道。他的报社左、中、右各派都有，因此也哪边都批评，但这种批评都是围绕着真实新闻而进行的，所以哪边都不喜欢他。

这人较真儿，认死理。

而在报社经营方面，成舍我又是最科学的，引进了一整套西方管理方式，并且还结合中国情况进行改变。在经营管理上，成舍我比史量才、张季鸾都更高明，可惜他总是因为触怒当权者而倒霉。

比如成舍我现在要创办《立报》，简直堪称办报的经典案例。

他首先做市场调查，在上海最大的报纸零售市场——闸北火车站蹲守，发现两个字的报名最吃香，比如《申报》。而四个字报名的报纸，售卖者在叫卖时喊得很少。因为火车站往来匆匆，名字越短就越好喊、越好卖。

于是成舍我给自己的新报纸取名《立报》，两个字。

紧接着，成舍我又发现上海报纸市场已经被几份大报占领了，他根本就接不到广告。于是他又在《新闻报》登广告说，自己的《立报》日销不满十万份，就永远不接广告，从此专心打造新闻内容。足足亏损了半年，《立报》销量居然达到5万份，他越不接广告，商家就越是主动上门求打广告。

成舍我感觉时机已到，然后刊登声明，宣称《立报》日销已经破十万，瞬间扭亏为盈，只用了一年时间就成为上海排名前三的报纸。

这简直就是奇迹，上海是民国最繁华的城市，而报纸市场份额又早被瓜分了，成舍我居然用最短的时间硬生生杀出血路。

如此人才，周赫煊很想招到自己麾下，他说：“成先生，我认为上海不是个办报纸的好地方。”

“周先生说笑了，”成舍我乐道，“上海是全国最大的报业市场。”

周赫煊说：“两三年之内，日寇必然入侵上海。到时候，成先生的一番心血，全都要化为乌有。”

成舍我顿时默然，思索片刻后才说：“没那么快吧。”

“了解日本情况的人都清楚，这是必然的，”周赫煊说，“这几年日本一直在储备战略资源，一直在制造枪炮弹药，如果不在两三年内侵略中国，那些成堆的武器全都要烂在仓库里。”

成舍我愣了愣，居然就被周赫煊说服了，或许是因为周赫煊有足够威信吧。他问道：“周先生，你觉得在武汉办报怎么样？”

“我觉得最好在重庆，”周赫煊说，“《大公报》的总部以后也要搬到重庆，所以我想聘请一个开路先锋，而成先生就是最合适的人选。如果你愿意加入《大公报》，不但可以担任重庆分社社长，我还可以给你一些股份。”

成舍我摇头说：“《大公报》的报道，往往避实就虚、抓小放大，不符合我的办报原则。”

周赫煊苦笑：“没办法，有些新闻不能刊登，否则报馆就要被查封了，比如成先生的《民生报》。”

“周先生不用再劝。”成舍我还是不肯合作。

周赫煊只好改变计划，说道：“不如这样，我出一些钱，跟成先生合作办一份新报纸，总部设在重庆。你看如何？”

成舍我说：“我认为武汉要好一些，重庆实在离中央政府太远了。”

周赫煊笑道：“离得远才好，可以放开手脚。如果成先生的报纸办在重庆，第一，我可以介绍刘湘跟你认识；第二，《大公报》可以为你提供最新的新闻讯息。”

“容我再想想。”成舍我有些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