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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一（第10页）

这个时空，《论持久战》能在上海迅速传播，也有徐志摩的一份功劳。

为此，徐志摩和邵洵美两个富家公子哥，把自己的全部财产都砸了进去，而且还雇佣保镖、东躲西藏。

就是在躲避日寇搜查的日子里，徐志摩和陆小曼终于彻底分手。陆小曼最终跟翁瑞午走到了一起，两人都选择留在大陆。而徐志摩则来了香港，并于1950年和张幼仪复婚，现在夫妻俩都是香港大学的老师，徐志摩教文学，张幼仪教德文。

至于叶灵凤，属于创造社的老人了，当年和郭沫若、郁达夫、田汉是文学阵线的战友。他跟潘汉年一起主编过《幻洲》，被禁，又主编《现代小说》，被捕。抗战爆发后，叶灵凤参与编辑《救亡日报》，广州失守后搬去香港，一直留在香港没有挪窝。

相比起徐志摩和叶灵凤，徐吁的名气就要弱得多。此人北大哲学系毕业，又前往巴黎大学留学，抗战爆发后立即回国，结果却被困在上海。他靠卖文为生，花两年时间筹集路费，途经广东、广西一路前往重庆，担任中央大学的教授。

徐吁在民国文坛号称“鬼才”，作品中总是带着神神鬼鬼，1943年最受关注的就是他的《风萧萧》。这部作品估计是中国最早的谍战小说，讲述了三个女间谍（国党、日本和美国间谍）之间的斗争。

描写谍战的《风萧萧》让读者耳目一新，当时是这样形容的：“重庆江轮上，几乎人手一纸……再现洛阳纸贵之盛况。”不仅如此，这部小说还在中国催生出一个新的文学流派，即“后期浪漫派”。

在搬来香港之后，徐吁的创作生涯进入另一个高峰期，整个60、70年代，徐吁乃是香港文坛的扛鼎人物！

“四条！”周赫煊一张麻将拍出。

徐吁笑道：“老校长，你这张牌打得刁钻啊，让我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

徐吁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周赫煊正好担任校长职务，所以他称周赫煊为“老校长”。

“吃啊，送上门的还不吃？”叶灵凤笑道。

“不吃不吃，自力更生，摸牌要紧，”徐吁笑呵呵道，“我们都是有底线的人，坚决不吃嗟来之食。”

周赫煊乐道：“小徐的讽刺功底又见长啊。”

“那帮绿背，就是该骂！”徐吁说着拍出一张牌，“九筒！”

“绿背文化”在此时的香港很流行，几乎主宰了香港文坛。“绿背”之绿，是美元之绿，美国政府专门在香港成立“亚洲基金会”，资助出版公司和杂志社发行政治文学。

无数从大陆逃难来香港的文人，三餐难继，生活窘迫，于是领着美元搞创作，攻击大陆和共产主义成了政治正确。其中张爱玲的《秧歌》和《大地之恋》，就是她初到香港生活困难时写的，文学质量奇差无比，只为拿美元过日子。

而此刻牌桌上的四人，都还坚持着文学创作底线，对“绿背文化”深恶痛绝。跟政治无关，他们纯粹是觉得拿美元搞创作，在自己的作品里说假话太恶心了。

就拿张爱玲的《秧歌》来说，写的是新中国农村的“悲惨现状”。这女人根本就没在新中国农村待过，她能写出什么玩意儿？全靠瞎编乱造。

整个50年代，香港文坛都处于阵营对峙当中，一方是“绿背集团”，另一方是“反绿背集团”。

“爸，我回来了，”周维烈推门而入，“叶叔叔好，两位徐叔叔好！”

……

夜晚。

周赫煊惊道：“什么，你准备去大陆？”

“是的，”周维烈解释说，“中国成立了计算技术规划组，华罗庚老师担任组长，准备研发属于中国的电子计算机。两个月前，我在伦敦就接到了秘密信件，邀请我加入即将创建的计算技术规划组和中科院计算机所。”

周赫煊反对道：“你一个数学家和软件工程专家，跑去研发什么计算机？”

周维烈从包里拿出两卷微缩胶卷说：“这是英国最新一代计算机的设计图纸，都被我用微缩胶卷拍下来了。”

“你疯了，这是间谍行为！”周赫煊惊道，“还有，你怎么弄到的设计图纸？”

“这个你别管，”周维烈笑嘻嘻道，“离开英国的时候，我把微缩胶卷藏在了女皇送我的礼物里面，在英国没人敢拆开来看。”

周赫煊沉默片刻，问道：“你真决定了？”

“决定了。”周维烈表情严肃道。

“你等一下，”周赫煊迅速写完一封信，告诫道，“把信交给周公，记住，只搞研究，不碰政治！”

“明白了。”周维烈把信收好。

对于儿子的选择，周赫煊并未过多干预。以他在香港发挥的作用，完全可以保证儿子平安无事，周维烈去了北边绝对属于重点保护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