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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然想了想,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小于这个角色表演难度更大,完成度更好,单从表演的角度来说,肯定是我们的更好,但你也知道电影节拿奖变数太多,能不能拿奖就很难说了。”
张婧初非常希望拿奖,但她也清楚能不能拿奖太难说了,挽着张然的胳膊,笑嘻嘻地道:“有你这句话就够了,我们去逛街吧!”
晚上,张然和张婧初去电影宫参加《在云端》的首映。这部由贾森-雷特曼执导,由乔治-克鲁尼领衔的电影受到媒体和粉丝的热烈追捧,首映现场人山人海。
在人群中张然看到了王文君,冲她招手,问道:“若松孝二怎么说?”
王文君从人群中挤过来,略带兴奋地道:“发布会开始后,没等我发问,有个土耳其记者先问了这个问题,他说,在影片开始用字幕来描写这场战争时用了‘日中战争’的说法,这种说法显得对抗的两边处于对等的状态,但实际情况是东瀛侵略了中国,这种称呼是否不妥?
在被质疑后,若松孝二的态度还是比较诚恳,他说,之前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听到你这样一说马上我意识到这种措辞的确很不合适,非常后悔在片头使用了这个措辞。若松孝二还说,电影的男主角不是英雄,是一个凶手,战争就是各种谋杀的集合,所有的战争都是罪恶的,东瀛在战争中受到了两颗原子弹的教训,但今天的东瀛人却又开始忘记历史,军国主义思想又有萌芽,我们必须要保证历史不会重演。”
张然对若松孝二的这个态度并不意外,这个人本身就属于左翼导演:“东瀛老一辈导演很多都经历过战争,反战的不少,还拍出过《人间的证明》这种具有真正勇气和良心的作品,但这些老导演大多已经过世。不过广场协议后东瀛经济停滞,东瀛社会右倾化越来越严重,反映到东瀛的战争电影中,就表现为淡化战争加害和反省,强调自己是战争的受害者,总说自己有多惨,却从不思考自己为什么惨。”
王文君非常认同:“现在东瀛拍了很多说他们是受害者的电影,还说他们是原子弹的受害者,甚至想让美国为原子弹道歉。我们应该像犹太人那样多拍电影,告诉世界真相!”
张然没有说话,只是默默点了点头,这是每个中国导演都应该有的责任心!
在电影放映的过程中,张然一直望着银幕出神,心思始终没有在电影上,脑中不断浮现张纯如坚毅的脸。04年张纯如自杀后,张然就决定要拍一部关于她的电影。一晃五年过去了,张然始终没想好电影该怎么拍,用什么方式来拍。
不过在这五年中张然也没有闲着,收集了不少相关资料,而收集的资料每增加一分,他对张纯如的尊敬就会增加一分。每次看完大屠杀的资料,张然都会不舒服几天,那种无力和绝望感始在心头久久不散。男人尚且如此,一个弱女子要去面对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篇章,需要何等的勇气啊!
张然想起张纯如曾远赴德国找到拉贝的后人,说服他们让《拉贝日记》重现于世。他突然觉得既然自己到了德国,也应该见见拉贝的后人,跟他们聊聊。
想到这里,张然给张婧初说,不看了,张婧初也多问,跟着他一起出了电影院。
站在路口,张然拨通了电影节主席科斯里克的电话:“我想请你帮个忙,能不能帮我查查拉贝先生的墓在什么地方,还有,他的后人在哪里?”
科斯里克听到拉贝,问道:“拉贝?你是说写《拉贝日记》的那个拉贝吗?”
张然回道:“是的,就是写《拉贝日记》的那个拉贝。”
科斯里克曾经跟电影《拉贝日记》的导演佛罗瑞-加仑伯格聊过,对拉贝的情况还真知道一些,道:“拉贝墓地具体在什么位置我不清楚,好像在柏林城郊,不过拉贝的后人我倒是听佛罗瑞-加仑伯格说过,拉贝的孙子在海德堡从事医学工作。这样,我帮你联系拉贝的后人。等联系好了,我给你打电话。”
有科斯里克帮忙,肯定比张然两眼一抹黑的去找人好多了,感激地道:“谢谢,迪特,那我等你的消息!”
科斯里克刚准备挂电话,突然想起一个问题:“你准备拍关于大屠杀的电影?”
张然没有隐瞒:“我打算拍张纯如的传记片,就是《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的作者,《拉贝日记》就是她发掘出来的。”
科斯里克马上道:“这部张纯如的传记片柏林预定了,这样的电影放在柏林是最合适的。”
柏林电影节是三大里面最政治的,张纯如的传记片放在柏林确实最合适。张然不由笑了起来:“电影涉及到的内容太沉重,我现在还没有做好准备,短期内不会拍,可能要过五年,或者十年才会拍!”
科斯里克笑道:“我相信你一定会拍出来,而且会拍得很好的!”
张然抬头起看着乌云密布的天空,轻轻地道:“是的,不管多久,我一定会把这部电影拍出来的,而且一定会拍好,有的人应该永远被我们铭记!”,!
张然想了想,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小于这个角色表演难度更大,完成度更好,单从表演的角度来说,肯定是我们的更好,但你也知道电影节拿奖变数太多,能不能拿奖就很难说了。”
张婧初非常希望拿奖,但她也清楚能不能拿奖太难说了,挽着张然的胳膊,笑嘻嘻地道:“有你这句话就够了,我们去逛街吧!”
晚上,张然和张婧初去电影宫参加《在云端》的首映。这部由贾森-雷特曼执导,由乔治-克鲁尼领衔的电影受到媒体和粉丝的热烈追捧,首映现场人山人海。
在人群中张然看到了王文君,冲她招手,问道:“若松孝二怎么说?”
王文君从人群中挤过来,略带兴奋地道:“发布会开始后,没等我发问,有个土耳其记者先问了这个问题,他说,在影片开始用字幕来描写这场战争时用了‘日中战争’的说法,这种说法显得对抗的两边处于对等的状态,但实际情况是东瀛侵略了中国,这种称呼是否不妥?
在被质疑后,若松孝二的态度还是比较诚恳,他说,之前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听到你这样一说马上我意识到这种措辞的确很不合适,非常后悔在片头使用了这个措辞。若松孝二还说,电影的男主角不是英雄,是一个凶手,战争就是各种谋杀的集合,所有的战争都是罪恶的,东瀛在战争中受到了两颗原子弹的教训,但今天的东瀛人却又开始忘记历史,军国主义思想又有萌芽,我们必须要保证历史不会重演。”
张然对若松孝二的这个态度并不意外,这个人本身就属于左翼导演:“东瀛老一辈导演很多都经历过战争,反战的不少,还拍出过《人间的证明》这种具有真正勇气和良心的作品,但这些老导演大多已经过世。不过广场协议后东瀛经济停滞,东瀛社会右倾化越来越严重,反映到东瀛的战争电影中,就表现为淡化战争加害和反省,强调自己是战争的受害者,总说自己有多惨,却从不思考自己为什么惨。”
王文君非常认同:“现在东瀛拍了很多说他们是受害者的电影,还说他们是原子弹的受害者,甚至想让美国为原子弹道歉。我们应该像犹太人那样多拍电影,告诉世界真相!”
张然没有说话,只是默默点了点头,这是每个中国导演都应该有的责任心!
在电影放映的过程中,张然一直望着银幕出神,心思始终没有在电影上,脑中不断浮现张纯如坚毅的脸。04年张纯如自杀后,张然就决定要拍一部关于她的电影。一晃五年过去了,张然始终没想好电影该怎么拍,用什么方式来拍。
不过在这五年中张然也没有闲着,收集了不少相关资料,而收集的资料每增加一分,他对张纯如的尊敬就会增加一分。每次看完大屠杀的资料,张然都会不舒服几天,那种无力和绝望感始在心头久久不散。男人尚且如此,一个弱女子要去面对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篇章,需要何等的勇气啊!
张然想起张纯如曾远赴德国找到拉贝的后人,说服他们让《拉贝日记》重现于世。他突然觉得既然自己到了德国,也应该见见拉贝的后人,跟他们聊聊。
想到这里,张然给张婧初说,不看了,张婧初也多问,跟着他一起出了电影院。
站在路口,张然拨通了电影节主席科斯里克的电话:“我想请你帮个忙,能不能帮我查查拉贝先生的墓在什么地方,还有,他的后人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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