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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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遗切面（第2页）

年少时不知自己缺了什么，中年一回头，我才看见那空著的位置。只是如今回头再看，那空著的位置上，好像也慢慢长出些什么来了。是理解，是体谅，是我自己做了父亲之后才懂得的那份身不由己。就像头上那茬青桩桩的短髮，不声不响，却扎扎实实地长了出来。

三、池塘里的童年

七八十年代的农村，六岁以前的孩子，本就没什么男女大防的概念。一群小屁孩聚在村口池塘边，男娃女娃混在一处，个个脱得赤条条，嘻嘻哈哈、连拉带扯，扑通扑通跳进水里打闹。玩够了就爬上岸，赤条条躺在青石板上，暖烘烘的太阳晒在身上，那是我们不懂却实实在在享受著的日光浴。

我们这些小小孩哪有什么正经游泳老师，我们的教练，常常就是一根长竹子，或是一条牛尾巴。抱著粗竹竿往水里一趴，手脚乱蹬，慢慢就敢放开手；跟著放牛的娃拽著牛尾巴，让老牛拖著在塘里游，呛几口水、扑腾几回，天生的水性就这么练了出来。没有泳圈，没有章法，全是野路子，一身光溜溜的身子，在水里、在太阳底下，活成了最无拘无束的模样。

万幸的是，那时候的日头还不算太毒，没把我晒坏。

但有一件事，我记了很多年。那时候我望著一起晒得黑黝黝的伙伴，心里偷偷比较过。比谁白，比谁高，比谁跑得快。后来比的东西慢慢变了。我开始担心他是不是小时候日头太毒，晒焉了，晒坏了。那担心是真心的，但真心底下，藏著一层我自己都没察觉的东西——我担心他不行，是因为我怕自己也不行。比较这件事，贏了才有资格担心別人。

我那时候不懂。我只知道我贏了。

那点贏了的得意，我藏了很久。久到后来想起来，都分不清是忘了还是不想记。现在写下来，是第一次。

四、那一针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乡村，没有固定的接种点，也没有规范的流程。防疫全靠乡医背著药箱，沿村路巡迴，挨村接种。

没有冷链，没有一次性针具。疫苗装在安瓿里，针管反覆使用，开水烫过就算消毒。乡医走到哪，接种点就在哪——田埂上，晒场边，村口的石墩旁。

一进村，喊一声“打预防针”，各家各户的孩子就被大人拽了出来。哭的、躲的、挣扎的，被死死按住，胳膊一露，针头扎下。剂量全凭经验，没有严格核对，手一抖，药量就多了几分。

那时没人懂减毒与灭活，只认预防针是防病的。可偏偏有孩子，那一针打过了量，疫苗里减毒的病原体没能被身体压制，预防未成，反倒直接致病。

没有精密仪器，没有应急处置。孩子烧起，病倒，大人只当是命不好。

而我，就是其中一个倒霉孩子。

但这倒霉孩子当时只是因为在村里孩子面前装勇敢而已——別的孩子哭爹喊娘、扭著屁股想跑，轮到我，我挺起胸膛走过去，袖子一擼，胳膊一伸，眼皮都没眨一下。乡医大概也觉得稀奇，一边扎针一边夸：“这娃儿胆子大，將来有出息。”手上那一下，就多停留了几秒。

再加上我自己的问题——那时候我蹲在地上玩泥巴捏泥人，手脏得跟刚从煤窑里爬出来似的，指甲缝里全是黑泥。打完针也没人想起来要消毒针眼，我抹了一把鼻涕就又蹲回去接著捏我的泥人。

各种原因堆在一起，量多了，伤口感染了，针眼周围先是发红，然后发烫，再然后整个人烧起来。

万幸，当时父亲从远方调出来，在县城卫生局工作，我才捡回了一条命。

活著的感觉真好。

一条村路，一只药箱，一支反覆使用的针管——一段简陋到粗糙的防疫记忆。那一针多出来的药量，成了时代里无声的伤痕，也成了我这辈子，最真切懂得“活著”二字的一刻。

得意是真的，孤单是真的，痛是真的——活著的感觉真好，也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