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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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遗声响（第1页）

一、耳朵里的童年

人的记忆是会窜台的。我以为刻在自己身上的过往，或许本是旁人的故事，只是在我脑海里扎得太深，便被我悄悄认领，成了独属於我的回忆。

可那个声音，我篤定是亲耳听过、刻进骨血里的。

每个村里或者一根电线桿上或一家位置最好的人户，都掛著一只小喇叭，灰扑扑的，像只倒扣的粗瓷碗。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重庆农村，这只小喇叭，是村里唯一会唱歌的物件。

我家屋檐下就掛著一只。因为地势开阔，一只便能覆盖大半个村子，无需多装，当然一个生產队也只分配了一只而已。再后来，燕子在喇叭底下筑了巢，嘰嘰喳喳的，也从不怕那喇叭里传出的声响惊扰。

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喇叭里便准时响起《东方红》。那旋律像一根无形的线，从电线桿上垂落，牵著全村人从睡梦中醒来。母亲在灶台前生火添柴，父亲坐在院坝后面的沙岩上——他给我亲手做的那只小板凳，稳稳噹噹陪了他许多年。他要打一口岩井，只为了让母亲不用下山去挑水。

那是他用两年探亲假，一锤一钎凿出来的深情。

铁锤砸在钢钎上，篤、篤、篤，不疾不徐，像一个人沉稳的心跳。沙岩坚硬，每一下都要用尽全力，锤子落下去，震得手臂发麻，碎屑飞溅。父亲的手，原是该执针行医的，此刻却握著铁锤，在岩石上一寸一寸地凿。那双给人看病时轻巧又稳当的手，磨出了血泡，又磨成了厚茧。他从不说累，只是每天清晨天不亮就起身，拎起锤子，一下，又一下。

我揉著惺忪的睡眼坐在门槛上，看父亲凿井。他的背影在晨光里稳稳坐著，每一声敲击都像是要把什么心事嵌进石头里。喇叭里《东方红》的旋律飘过来，和这篤篤声缠在一起，成了独属於我家清晨的乐章——没有乐谱，没有伴奏，却比世间任何乐曲都更踏实、更温柔。

岩井一点点成形。刚开始小小的，我的脑袋探进去就能喝到水。沙岩过滤后的水，清冽甘甜。后来井越凿越深，越凿越大，我的记忆也跟著模糊了，总觉得它原本就该在那里，像山的一部分，像家的一部分。那口井，是父亲用两个夏天的探亲假换来的。他回来时凿，走了便停，下次回来再接著凿。母亲从不催他，只是每天清晨听他凿井的声音，像听一首永远听不厌的歌。

喇叭里的歌一首接一首。《太阳出来喜洋洋》响起时，太阳真的破雾而出，照在雾气氤氳的山坡上，把草叶上的露水晒成裊裊白气。《刘三姐》的山歌从广西的山水间飘进我们重庆的丘陵里，母亲在水田里薅秧，腰弯下去又费力地直起来，嘴里跟著轻声哼唱，调子总跑了老远，可那嗓音混著水田里的蛙鸣虫叫，反倒格外动听。

傍晚收工归家，喇叭里便响起《红梅赞》，调子慢了、柔了，像母亲哄我入睡时的轻哼。炊烟从各家屋顶裊裊升起，与歌声缠缠绕绕，飘向远山的尽头。

后来进了城，才知晓那些歌的名字、演唱者，甚至伴奏的乐团。可在乡下的日子里，歌就是歌，没有名头，没有出处，从喇叭里来，从乡人的嘴里来，从山野的风里来，还有父亲凿岩的篤篤声，藏在岁月深处。

去年回老家给奶奶扫墓，那块沙岩壁不知是沙化损毁，还是后来的屋主扩建推平，那口岩井早已不见踪影。可它从未消失。稳稳噹噹，嵌在我记忆最深的地方。

闭上眼睛，还能听见那篤篤的敲击声，从岁月的深处传回来，一下，又一下。

二、眼睛里的童年

人的记忆是会窜台的。我以为刻在自己身上的过往，或许本是旁人的故事，只是在我脑海里扎得太深，便被我悄悄认领，成了独属於我的回忆。

可那个画面，我篤定是亲眼见过、刻进骨血里的。

那时没有电视，没有网络，一场露天电影，就是全村人的盛大节日。

消息总是提前一两天传开。於是家家户户开始盘算：谁家亲戚多，得提前去占位置；家里有没有瓜子花生可以炒一锅带上；孩子们更是兴奋得睡不著，掰著手指头数日子。

我家屋址极好。右手边过一条田坎，就是一块倾斜的大石板。平日里是晒粮晒菜的，可放电影时，便成了天然的观影地——视野开阔，地势高，前后左右的村子都只能匯聚到这里来看。这让我从小就对电影多了几分亲近，仿佛那热闹，是自家院子里自然而然长出来的。

只是好位置，常被自私的乡人早早占了。有人天不亮就扛著板凳去，拿绳子、背篓圈出一块地；有人拖家带口从几里外赶来，只为挨著银幕近些。我那时还小，挤不过大人，也抢不过別人家的孩子。但我不急，那时哥哥还在，父亲嘱咐他带我去，他便不得不应。

我记忆里最早的一场电影，是一个顛倒的世界。

那时我大概三四岁，哥哥被父亲吩咐著背我过田坎。他走得匆匆，脚步算不上稳，脚下一滑，我整个人往后仰去，倒掛在他背上。他慌忙扶住我，没让我摔在田埂的泥水里，我却趁机借著这顛倒的角度，看见了另一个天地——

火把像星星，一串串的，从四面八方聚过来，又散开去，像银河落到了地上，落在田埂上，落在水田里，落在每个人回家的路上。

我忘了那晚放的是什么电影，只记得那满地的火把，和倒著看世界的惊奇。

后来电影散场时，我已经困得睁不开眼，父亲又让他背我回去。他沉默地蹲下身，我趴在他僵硬的背上，迷迷糊糊地看著身后的火把越来越远，像一条游动的火龙，在山间缓缓游走。彼此间没有半句言语。

他背著我，走了很长很长的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回头看过那些火把，有没有觉得那个趴在他背上的弟弟很沉。我只记得，他的背很硬，硌得我胸口疼，可我没有说。我们兄弟之间，好像从来不需要说这些。

后来长大些，我再也不用依仗他带我，便自己跟著人群跑，反倒觉得自在许多。太阳还没落山，家家户户就开始忙活——扛板凳的，背孩子的，提火把的，从各条田埂上匯过来，像溪流奔进池塘。银幕在两根竹竿间撑开，白生生的，在暮色里格外显眼。

天彻底黑下来，放映机吱呀吱呀地转起来，一束光射出去，银幕上便有了人影。那一瞬间，全场骤然安静。人们屏住呼吸，看著那个方方正正的光影世界，像看著另一个遥远又鲜活的时空。

电影多是战斗片，《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翻来覆去就那几部，可每回看都像头一回。台词被我们背得滚瓜烂熟，第二天在田埂上碰到，总要学上几句，仿佛自己也是电影里保家卫国的战士。

有时候胶片会断，银幕上一片空白，放映员打开灯，手忙脚乱地接。人群便嗡嗡地议论起来，有人著急，有人嘆气，可没人捨得走。发电机也有没油的时候，喇叭里的声音慢慢低下去，最后哑了。人们还是不走，就那么在黑地里等著、聊著，好像只要银幕还在，这场热闹就没散场。

最让我著迷的，是电影里的音乐。那是田间地头没有的声音——衝锋號嘹亮刺耳，插曲婉转深情，有时候是软软的女声独唱，从银幕里飘出来，钻进耳朵里，痒痒的。

电影散场时，是最壮观的。人们点燃带来的竹火把，一个接一个，火苗窜起来，在夜色里连成一条长长的火龙。火龙在山间小路上游动，蜿蜒著，缓缓地，向四面八方散开。我站在田埂上看著，总觉得那是天上的星河，被人间借了来，缀满了回家的路。

后来我进了城，在电影院里看过无数大片，银幕比晒场还大，音响比喇叭还响。可我再也没看过那样的电影——银幕是白布撑在两根竹竿间，座位是田坎或石板，头顶是满天星斗，脚下是软泥青草。观眾们一边看一边嗑瓜子，看到精彩处齐声叫好，看到伤心处有人抹泪，烟火气裹著光影，暖得人心头髮烫。

前些年回老家，听人说哥哥去了外地，很多年没回来。我没有问为什么，就像小时候趴在他背上，不问疼不疼，不说谢谢。我们兄弟之间，好像从来不需要说这些。

可我还是常常想起那个晚上——他背著我，走很长的路，火把在身后明明灭灭。他大概不知道，那个倒著看世界的孩子，把那一夜记了一辈子。

那些光影，我確定是我亲眼见过的。它们和爆米花的甜香、草木灰的苦涩、夜空里的星子、喇叭里飘来的歌声一道，被岁月酿成了糖，又硬又甜，含在嘴里，久久化不开。

每每想起，眼前便亮起一片火把，像星星，像银河，落在田埂上，落在漫山遍野、盛满温柔的童年里。

他背著我，走了很长很长的路。火把在身后明明灭灭。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回头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