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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遗等（第1页）

农忙笛声

父亲归家的信號，不是脚步声，是笛声。

说“总是”在农忙时节回来，其实並不准確。他从工作的县城到我们村，要先坐船，到中转县换车，再到我们县里换车，再坐车到村口，最后还要走一段山路。那时候的交通，说不上准点，也说不上安全。一封信从我们村寄出去，要走上七八天才能到他手里；他拍回来的电报，等送到村里，常常已经过了好几天。

归期是不定的。

母亲从来不知道他具体哪一天到家。她只知道，农忙快到了，他该回来了。至於哪一天、哪一班船、哪一趟车，谁也说不准。有时候她估摸著日子，提前几天把腊肉取下来洗净，把米缸里的陈米筛一遍，把父亲的被子抱出去晒。可等了好几天，人没回来，腊肉又掛回去，米又倒回缸里，被子重新叠好收进柜子。

她从不会唉声嘆气。父亲不在的日子里，我和母亲在村里从不让人。谁要是敢在背后嚼舌根，或是在田间地头故意刁难，母亲从不让步，几句话就顶回去。我也跟著护著母亲，谁给脸色看，便直愣愣地顶回去。

她不说什么软话，只是第二天一早，照常扛著锄头下地，腰杆挺得笔直。

那些日子是没有笛声的。

家里有一把我专属的小锄头，还有一根小扁担，是父亲托村里的木匠打的，小到只能挑两丛稻草。母亲说，等你再大些，就能挑更多了。可我那时候总觉得，那两丛稻草轻得像两团云，晃晃悠悠走在田埂上，风一吹，稻草毛扎得脖子痒痒的。

农忙的时候，村里没人管的孩子太多了，每年都有孩子出事。母亲不敢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下地时便带著我。她在水田里薅秧，我就在田埂上坐著，用我的小锄头挖泥巴，挖累了就数蚂蚁，数著数著就睡著了。

有人见我们孤儿寡母，想趁机拿捏，母亲从不让人。她从不是逆来顺受的人，泼辣、硬气，把日子过得稜角分明，护住我，也护住这个家。

我不记得她有没有抱怨过生活的苦。大概是没有的。她只是风风火火做著手里的活，等著那个不知道哪天会回来的人。等著那个笛声重新响起的夜晚。

有一年，母亲病了。很重。

后来我听人说起那年的事。说我母亲上过吊。说我被她託付给了邻人。说邻人救下了她。说父亲赶回来了。说我们去了他工作的地方。……我一个字都不记得。那段日子像被人从我脑子里挖走了。可我有时候会想，一个人的脑子里，得发生过多大的事，才会把自己挖得这么干净。

我不记得那段时间，父亲有没有吹过笛子。

我有时候想，也许不是不记得，是记忆替我收好了。收在一个我够不到的地方，等我长大了再还给我。可它一直没有还。也许永远都不会还了。

母亲后来好了。好了之后，她还是那个泼辣、硬气、在村里从不让人的人。她还是风风火火做著手里的活，等著那个不知道哪天会回来的人。

我从没问过她那次的事。她也没提过。我们母子之间，好像从来不需要说这些。

然后有一天，大黄狗突然从地上弹起来，风一样躥出门。母亲停下手里的活，看了一眼狗跑的方向，没说话，转身去灶台生火。可她的眉眼，忽然就软了下来。

她知道，他要回来了。

她知道，笛声要响了。

只有在父亲面前，母亲才会收起所有的锋芒。那是旁人从未见过的模样，轻声细语，眉眼温顺。所有的泼辣与硬气，都在见到父亲的那一刻，化作了绕指柔。

等父亲登上山樑，远远望见的乡人，便会丟下手里的农具迎上来。更多人虽没能第一时间撞见，却也从不会错过。他们脸上堆起笑，伸过来接行李的手，比在田里割稻子还要麻利。

父亲回来，从不空手。洗得发白的布包里塞得满满当当：有给我打蛔虫的宝塔糖，有乡人平日里难寻的感冒药、止疼片、跌打药膏，还有一些母亲念叨过的东西——针头线脑、火柴、盐巴。他记得她说过什么，哪怕她只说了一遍。

但这些东西，都不是他回来的声音。

他回来的声音，在当天夜里才会响起。

父亲归家的第一个夜晚，总会坐在院中的老槐树下，拿起那支被岁月磨得光滑的竹笛，轻轻吹给我听。婉转的笛声在寂静的乡村夜晚悠悠飘远，穿过沉甸甸的稻田，越过矮矮的篱笆墙，钻进家家户户的窗欞。乡人一听见这熟悉的笛声，便懂了——懂医术的父亲回来了。

父亲爱种花，在门前扎了一架玫瑰花拱门，是村里独一份。乡人都笑我们不懂，庄稼人种什么花。可父亲不管，每年回来都修剪，母亲在家时便浇水管护。那拱门一年比一年茂盛，花开的时候，红艷艷的，衬著灰扑扑的土墙，像谁把城里才有的东西，硬生生种进了乡下的土里。那些花是不出声的。但它们开在笛声里。

第二天一早，院门便被敲开了。来的人一个接一个，说是来帮忙的，手里攥著镰刀，肩上扛著扁担。田埂上、院子里，全是忙碌的身影。镰刀割稻的唰唰声里，总混著昨夜的笛声——那声音不响了，却像一层看不见的釉，镀在每个人的手上。我家的农活，总比別人家更快干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