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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套 掌控人生三十六计德善者得天下1（第1页）

第三套掌控人生三十六计——德善者，得天下（1）

老子曰：上善若水

水，以一种流动形态存在，是物种起源的摇篮，却又是如此简单。是的，它很简单，再普通不过的微观粒子，无处不在，轻盈透明。但它并不因为简单就失去了重要性，恰恰相反，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正是由于无处不在的水，人类才能过着安乐、舒适的生活。而水的流淌，也关系到了整个民族的命脉与历史，黄河两岸，尼罗河边，印度河畔，都各自哺育了一个古老而富有生命力的民族。水，就是这样，看似柔弱，实则坚韧，聚点滴成波涛，汇大湖而成四海。所以，当它流进春秋的历史长河中时，有了一个被称为“睡在羊背上的人”，在他那本影响后世甚广的《道德经》中写道：上善若水。

也许会有人觉得再简单不过，可是又有几个人能真正做到上善若水呢？水一样的纯净，水一样的澄明，水一样的大智若愚，水一样的源远流长？这样的人必是心性至善至深之人，他能在喧闹中开辟出自己的一席田地，他能在纷扰乱世中找到自己的归隐，他能在流言蜚语中静下自己的耳根，这样的人必是与山为邻，为水为友，出仕则心神俱孤，但仍然超然物外，淡泊宁静。

从古到今，中国人都爱水，孔、孟、老、庄等这些智慧超凡的圣哲，也对“水”情有独钟，我们在他们的著作里时常可以看到与水有关的深思。

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居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庄子也同样把至高无上的道比作水说：“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孔子也站在波涛澎湃的江边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南怀瑾在谈“水”的时候说：“在这里，我们不谈孔子、庄子，只说老子对水之德的评价。老子刚说完‘上善若水’，又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可见老子在‘上善若水’的大标题下，又总结了水的‘七善’，也就是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

曾国藩也曾经说：“天地之道，应刚柔并用，不可有所偏废。”刚，并不是指暴虐，而是指强矫；柔，并不是指卑弱，而是指谦逊退让。在曾国藩的处事之道中，极为推崇刚柔相济。

曾国藩将忍让之道作为他的人生座右铭，表明他赞同为人处世应刚柔相济，并且说明，有时外表的柔，其实是骨子里的刚的不同表现形式。

曾国藩早年供职翰林院，曾悉心研究《易经》，《易经》中“阴阳消长、剐柔相济”的思想对他深有影响，他的“悔硬”、“柔刚”之学便是从《易经》“曰中则昃，月盈则食”中感悟出来的。他为人处世以“悔”、“硬”相勉，“刚”、“柔”相济，是具有很大的人生哲理的。

曾国藩初次带兵打仗时，刀光剑影，杀人如麻，人们称之为“曾剃头”，这是他人性中刚的一面。此后大半生一直与太平军交战，历经磨难，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咸丰四年正月中旬，曾国藩奉命出征，所带水师受到太平军痛击，遭到惨败。曾国藩满心沮丧，心里异常难受、灰心，决定跳水自杀，后被属员章寿麟奋身入水救起。战后，曾国藩回到长沙，遭受世人百般嘲笑，他误以为大势已去，极度悲观之下决心在四月初五又一次自戕，幸而塔齐布的捷报打消了他寻死的念头。曾国藩重新振作，埋头再募兵练兵，准备再次发动攻势。咸丰四年七月初一，湘军水师“总统”褚汝航克复岳州，取得暂时胜利，八月二十三日湘军克复汉阳，曾国藩以为胜利在望。太平军将领翼王石达开力挽狂澜，咸丰四年二月十七日率兵攻克武昌，曾国藩苦战半年打下的城镇得而复失，湘军精锐，溃不成军。曾国藩再次自杀不死，黯然逃回南昌，受尽天下人的冷讽热嘲。

曾国藩历经艰难，在困境中崛起，苦心经营，于“柔”中炼就刚的意志，终于壮志得酬，一举攻克天京，成就一番大“功业”。

老子说：“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这句话中所讲的道理就是要我们谦虚。一个人做任何事都要像山泉溪水一样涓涓而流不休不止，就算它们已经汇成无底的深海，也不会拒绝连绵的细流，永远保持谦虚的心态。

南怀瑾坚信的是自然道理亘古不变。他认为一个人就算再怎么厉害，如果没有人帮他也成不了大事。但水却能容污、容枯草乱叶，我们要像江海一样大度容物。水养万物，却不求回报，而水正是因为不与人争利夺权，所以天下才没有人能比得过它，也没有人能争得过它。这就是水的慈柔之德。

国学话谋略：

冲者，“谦冲”也，就是要我们守虚而不满，从而达到绵绵不绝之意。这与我们现在所说的“装满水的杯子水容易外溢”的道理是一样的。一个人如果明白“道冲而不盈”的作用，能做到“冲虚不盈”，自然就可以顿挫坚锐，化解种种纷扰。

广开言路，为王可也

《战国策·秦策》中有云：“计听知复逆者，唯王可也……计失而听过，能有国者寡也。”

意思是说，善于听取意见，决定计谋，预知未来事变的人，即使称王于天下，也是可以做到的。遇事要反复考虑，反复琢磨，深思熟虑，就很少产生错误。

这一名言，批评了楚怀王贪图便宜、偏听偏信、拒纳谏言、本末倒置而给楚国造成严重灾难的错误，强调善于听取正确意见和反复思考对治国安邦的重要意义，认为它不仅关系到治国的成败得失，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

君王要善于洞察秋毫、明辨真伪。“明知千里之外，隐微之中，是谓洞天下奸，莫不暗变更。”君王要是能洞察一切，天下的奸邪之徒就只有暗中停止自己的胡作非为了。而要做到明察秋毫，需要“长目”、“飞耳”、“树明”，就是用天下人的“长目”、“飞耳”、“树明”去察及千里之外的事物。康熙做人即是这样做的，他虚心待人，广开耳目，励精图治，把务实的做人精神作为第一等要事。

《三国演义》描述赤壁之战的始末，当时曹操有数十万大军，进击江东，必然所向无敌。然而孙、刘联军之所以能火烧曹营，以相当少的兵力战胜曹操大军，主要因素之一就是诸葛亮借得东风之便，掌握了天时。由此可见天时的重要。

但是用兵作战，也不能全靠天时，《孙子·形篇》说：“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奚谷者，形也。”如果占据有利的地势，在很高的山谷中蓄满大水，然后骤然开启水闸，使得大水奔腾而下，那么在下的敌军必然溃散。此时任何有利于敌军的天时，都派不上用场了。可见天时不如地利。

秦始皇一统天下，以崤山与函谷关为天然屏障，真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以黄河为护城河，即使是千骑也难以飞渡了。有如此山川，其国防应是同若金汤了，其政权应是足以传之千秋了。然而秦始皇不施仁义，荒**残暴，旋踵之间，杜牧的《阿房宫赋》如此描述：“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等到戍卒大呼，揭竿而起，函谷关不久就沦陷了。楚人放了一把火，可怜阿房宫就变成了一片焦土!）汉朝取秦而代之，由此可见地利不如人和。

南怀瑾先生还对如何拥有人和的绝对优势做出了明确的解释：孟子昭示那些有国有家者：“得道者多助”，“施仁政于民”，“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为政者要一心一意把民众照顾好，只要有一个人流离失所，为政者都要惭愧白责，内咎不已。像这样爱民如子，饥溺是拯，还会不得人心吗?还会没有人和吗?实行仁政，就是“得道”，“得道者多助”，而成“仁者”。因此，孟子说：“仁者无敌”，“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康熙帝曾意味深长地说：臣下们是好是坏、是善是恶，朕居深宫之中，为什么能够知道呢?因为我经常巡行各地，凡是所过地方，一定要访问老百姓，所以朕都知道。朕想开风闻言事的成例，科道官以风闻（传说）题参汇报，即可考察地方官们，贤者留之，不贤者去之，如此则贪污暴虐之官就可以收敛一些，循良之官就会更加尽职尽责，于民生吏治大有好处。嗣后各省督抚、将军、提镇以下，教官、典史、千把总以上官员，是好是坏，如有关系到民生方面，准许科道官以风闻人奏。倘有怀私怨，互相勾结，受人之托者，国法自在。命满汉言官知之。

这又开一条广言路的渠道。所谓风闻言事，即是将未经证实的情况或传言，上报给皇帝，作为考察官吏的参考，便于监督地方的大贪大奸之徒。

康熙为广开言路，勤于政事，经常接见上自朝廷、下至地方的大小官员，下指示，征求意见，了解各方面情况，真正做到明目达聪。康熙晚年不无感慨地对大学士说：往代之君，不接见群臣，臣下之意，无由上达，何以为政啊?可见要做明白人必须让自己多方接受信息，开阔思路，以实为本。

领导者的本事再大，他的知识、经验、能力、精力都是有限的，真正“什么都懂”、“什么都能”的人是不存在的。因此，凡是高明的领导者，无不把下属的参谋作用放在重要位置上，注意让他们充分发表意见。

南怀瑾先生说：“天纵睿知的人，决不轻用自己的知能来处理天下大事。再明显地说，必须集思广益，博采众议，然后有所取裁。所谓知者恰如不知者相似，才能领导多方，完成大业。”

国学话谋略：

孟子说：“有利于作战的天气、时令，比不上有利于作战的地理形势；有利于作战的地理形势，比不上作战中的人心所向、内部团结。

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为对国家，对集团，对个人都有其永恒的真理性。

人饥己饥，人溺己溺

为人做事，难免有时候给人雪中送炭，有时候被人拿来锦上添花，但是到底哪个容易些呢？有前辈说，雪中送炭好容易的啦，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现在丰衣足食，一帆风顺的人，绝对有心情有能力作雪中送炭之举，以便衬托出自己的幸福和修养，只怕有这样的机会，更是人人抢着去做呢。

“雪中送炭”故事，说的是战国时期楚国冬天下大雪，楚怀王用炉火取暖，身着皮大袄还觉冷，就生发同情心，下令给全国老百姓送去取暖的炭。后人就用“雪中送炭”比喻在别人急需时给予的物资和精神的帮助。“锦上添花”是指在华丽的锦缎上绣花，即美上添美。这句话常被诗人借用，宋代王安石的《即事》诗载：“嘉招欲覆杯中渌，丽唱仍添锦上花”；宋代黄庭坚的《了了庵颂》诗曰：“又要涪翁作颂，且用锦上添花。”都是比喻给富贵者捧场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