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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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平常的一天家兴会写信了（第1页）

家寧到泉州的第一个早晨，是被巷子里的自行车铃声吵醒的。铃声从巷口传进来，叮铃铃，叮铃铃，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像有人在敲一只永远不会碎的小铃鐺。她睁开眼，阳光透过那扇朝北的小窗户照进来，在对面墙上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长方形。长方形的光斑里，灰尘在飞舞，细细的，密密的，像一群没有翅膀的虫子在空气里游泳。

她躺在床上，没有立刻起来。枕头底下那本帐簿硌著她的后脑勺，硬硬的，方方的，像一块藏在枕头里的砖头。她伸手摸了摸帐簿的封面，牛皮纸的，粗粗的，涩涩的，摸上去像摸到了树皮。她把帐簿从枕头底下抽出来，翻开，看到昨晚写的那一行字——“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家寧到了泉州。”字已经干了，墨从黑色变成了灰黑色，纸从黄色变成了更深的黄色。一夜之间，它老了。

灶间里已经有了动静。锅盖碰锅沿的声音，水瓢碰水缸的声音，柴火在灶膛里燃烧时发出的噼啪声，还有陈阿圆轻轻的、几乎听不见的哼歌声——没有词，只有调子，像风穿过稻田，像潮水漫过沙滩。家寧把帐簿合上，放回枕头底下，掀开被子，穿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走出了小屋。

陈阿圆站在灶台前，正在煮粥。她听见脚步声，没有回头，把手里的锅铲在锅沿上磕了磕，说了一句：“去洗漱。粥快好了。”

灶台上已经摆好了碗筷。四只碗，四双筷子，整整齐齐地摆著。两只碗是白瓷的，碗沿有一个小小的缺口——是陈阿圆小时候磕掉的那只碗的翻版，她找人在永春的窑里烧了一只一模一样的，连缺口的位置都烧得一模一样。另外两只碗是青花的，是林清石从泉州旧货市场淘来的，碗底有“光绪年制”的字样，不知真假，但他觉得好看，就买了。

家寧打了水，蹲在院子里洗漱。院子很小，只有几平方米，铺著碎砖，碎砖缝里长著青苔。墙角堆著几块石头，石头上放著一个破陶罐，罐子里种著一株茉莉花，是陈阿圆从永春带过来的。茉莉花开著，白色的，小小的，散发著淡淡的清香。她吸了一口气，香气灌进鼻腔，凉凉的，甜甜的。她闭上眼睛，让那股香气在身体里慢慢地游走，走到喉咙，走到胸口，走到胃里。

“家寧，粥好了。”

陈阿圆的声音从灶间传出来。家寧睁开眼睛，站起来，走进灶间。一家人围著小桌坐下来——陈阿圆坐主位，家安坐她左边，家寧坐她右边，林清石坐对面。苏阿梅不在，她还留在永春，说泉州太吵，她睡不著。其实不是吵，是她不想走。陈远水埋在永春的山坡上，她要陪著他。

粥是地瓜粥，地瓜切得很大块，煮得软烂，用筷子一夹就碎。咸菜是陈阿圆自己醃的，萝卜乾切碎了，拌上辣椒和蒜末，脆生生的，辣丝丝的。还有一小碟金枣，摆在桌子正中间，金黄金黄的，像一颗颗小太阳。

家安吃饭很快，呼嚕呼嚕的，一碗粥几口就见底了。他放下碗，抹了抹嘴，说了一句“我去推板车了”，就站起来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停下来，回过头，看著家寧。

“家寧，今天跟我一起去吗？”

“去哪？”

“承天巷口。推板车。”

家寧看了看陈阿圆。陈阿圆正在喝粥，头也没抬，说了一句：“想去就去。不想去就在铺子里帮我。”

家寧想了想，放下碗，站起来。“哥，等我一下。我换双鞋。”

她换了一双布鞋——不是新鞋，是苏阿梅给她做的，鞋底纳得很密，针脚匀匀的，鞋面上绣著一朵小梅花。梅花是粉红色的，五个花瓣，花蕊是黄色的，用丝线绣的，绣得很细，花瓣的边沿有深浅不一的顏色变化，像真的一样。她穿著这双鞋，跟在板车后面，走过了承天巷的青石板。

家安推著板车走在前面。他推车的姿势已经不像刚开始那样僵硬了，身体微微前倾，两只手握著车把，手肘弯著，肩膀放鬆，脚步稳当。板车的车轮压在青石板上，发出沙沙的声音，像蛇在草丛里爬。车斗里的罈子隨著路面的起伏轻轻摇晃，坛口封著的芭蕉叶在风里啪啪地响，像在鼓掌。

到了承天巷口，家安把板车停在路灯旁边。他从车斗里拿出一张报纸，铺在车斗边缘，把几颗剥开的金枣摆在报纸上。金枣的果肉在阳光下透亮，像琥珀，像蜂蜜，像凝固的阳光。

家寧站在板车旁边，两只手不知道往哪放，插在口袋里，又拿出来，垂在身体两侧，又交叉在胸前。她看著街上的人来人往，心里有些紧张。她在永春的时候不这样，永春的街上也有人，但她不怕。因为那些人她认识——卖肉的阿水伯，卖豆腐的阿花婶，卖菜的阿土叔，他们都认识她，都知道她是陈家铺子的姑娘。泉州的这些人，她一个都不认识。

“你站著就行了。”家安站在板车后面，两只手撑著车把，看著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不用喊，不用叫。客人来了，你笑一下。”

家寧看著家安。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表情很淡，嘴角没有翘，眉头没有皱，就像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每天早上起来要刷牙，每天晚上睡觉前要洗脸，推板车到巷口，站著，客人来了，笑一下。

一个中年妇女走过来，提著菜篮子，看了一眼板车上的金枣。“金枣怎么卖？”

“一分钱一颗，两分钱三颗。”家安的声音很稳。

中年妇女买了三颗。家安从粗陶碗里捏了三颗金枣，用报纸包了，递给她。家寧在旁边看著，手心里全是汗。她想帮忙，但她不知道该帮什么。想帮家安拿报纸，家安已经拿了；想帮家安递金枣，家安已经递了；想帮家安收钱，钱已经被家安放进围裙口袋里了。她站在那里，像一根多余的电线桿。

一个老太太走过来，拄著拐杖，穿著一件深蓝色的对襟大褂，头髮全白了，梳成一个髻，用黑色的髮夹別在脑后。她走到板车前面，停下来，看著车斗里的金枣，看了很久。

“阿婆，金枣，一分钱一颗，两分钱三颗。”家安的声音比刚才轻了一些。家寧看著他，他的嘴角翘著——不是刻意的那种笑，是自然的那种，像风吹过水麵时自然而然漾开的波纹，拦不住的，也不需要拦的。

老太太抬起头，看著家安，又看了看家寧。她的目光在家寧身上停了一下，然后从口袋里摸出一分钱，放在车斗边缘。“一颗。”

家安捏了一颗金枣，递给她。老太太接过金枣，没有放进嘴里，而是攥在手心里，攥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地转过身，拄著拐杖，沿著承天巷往里走。

“阿婆。”家寧忽然喊了一声。

老太太停下来，回过头。

“你住承天巷里面吗？”

老太太看著她，点了点头。

“你每天都出来买金枣吗？”

老太太又点了点头。

“我也住承天巷里面。陈家铺子后面那间小屋。”家寧从板车后面走出来，走到老太太面前，伸出手，“阿婆，我扶你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