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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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阿公的日记我续上（第2页）

那天晚上，家寧把那本帐簿从床底下拿了出来。

她坐在煤油灯下，一页一页地翻著。灯光很暗，她把帐簿凑得很近，鼻子快碰到纸页了。纸页上的字在灯光下有些反光，墨跡是黑色的，纸是黄色的，黑和黄叠在一起，像秋天的树叶落在泥地上。

她一页一页地翻，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很多字她不认识——陈远水识字不多，写的字也不规范，有的是错別字，有的是他自己发明的简写字，有的是写了一半就停下来的缩写。但她连蒙带猜，大概能看懂。

她翻到最后一页。最后一页只有一行字，写在纸页的最下方，字跡比前面的都要潦草，像是写的时候手在发抖，笔尖握不稳。

“一九七六年八月，我走不动了。阿圆给我煮了一碗麵。”

“我吃了。”

“好吃。”

下面还有一行更小的字，歪歪扭扭的，挤在纸页的右下角，差点被纸边裁掉了。

“我对不起阿圆。把她从缅甸挑回来，没有让她过上好日子。”

家寧把那行小字看了很多遍。她把这行字刻在了脑子里——不是记在心里，是刻在脑子里，像陈远水当年把“阿圆站柜檯”刻在碗底一样，一笔一划，深深的，深到骨头里，深到髓腔里，深到那个永远都不会被时间磨灭的地方。

她把帐簿合上，熄了灯，躺在床上，睁著眼睛看著黑暗中的天花板。

天花板是木头的，有几条裂缝，裂缝里有蜘蛛网。她看不见，但她知道它们在那里。它们在那里很久了，从她住进这间屋子起就在那里了。她从来没有清理过它们，不是懒，是她觉得蜘蛛也要活著。蜘蛛织网，网破了再织，织了再破，破了再织。一只蜘蛛一辈子能织多少张网？她不知道。但她知道阿公的一辈子写了多少字。一本帐簿，几十页纸，几百个字。

他把一辈子的路，写在了几百个字里。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家寧做了决定。

她要从永春搬到泉州去。

不是去玩，不是去帮忙，是去长住。她要在泉州读初三，在泉州的学校参加中考，考泉州的中学，考泉州的大学——如果她考得上。她要离开永春了，离开这个她出生、长大、跑了十四年的小山村。她要走了。

走的那天早上，天还没亮她就起来了。她轻手轻脚地走出房间，没有开灯。灶间是黑的，院子是黑的，村子是黑的。只有东边的天有一点点亮，白白的，淡淡的，像一张没有上色的纸。

她在灶台上烧了一锅水，给自己下了一碗麵线。面线是陈阿圆做的，从泉州带回来的。她把水烧开了，把面线下进去，用筷子搅了搅。面线在沸水里翻滚著，由硬变软，由直变弯。她往碗里放了一勺猪油、一勺酱油、几滴香油，把煮好的面线捞进碗里，撒上葱花。

她端著那碗面线，坐在灶台前的矮凳上，一口一口地吃著。

面线很长。她吸了一根，吸了好几下才吸完。面线的尾巴在嘴边甩了一下，汤汁溅在她的下巴上，烫得她嘶了一声。

她想起了陈远水。她想起了陈远水吃麵线的样子——低著头，吸得很慢，面线在他嘴里像一条白色的蛇，一点一点地被吞进去。他的嘴在动，腮帮子鼓著，眼睛眯著，像是在品尝一样很珍贵的东西，又像是在跟那根面线告別。

她把那碗面线吃完了，把碗洗了放回碗柜，拿起墙角那个蓝布包袱，走出了灶间。

苏阿梅站在院子门口。

天还没有大亮，路灯已经灭了，但太阳还没出来。苏阿梅站在门口，穿著一件藏青色的棉袄，头髮花白，脸上没有表情。她看著家寧的方向——她的眼睛看不清，但她知道家寧站在那里。她知道她的孙女站在那里，手里提著一个包袱，包袱里装著几件换洗衣裳和那本被她从床底下翻出来的帐簿。

“阿嬤。”家寧喊了一声。

苏阿梅没有应。“到了泉州，给你阿母帮忙。她一个人忙不过来。家安要上学，家兴还小，你阿爸要送货。你去帮帮她。”

“我知道。”

“书也要读。不能因为帮忙就不读书。你阿母供得起你。”

“我知道。”

苏阿梅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家寧没有预料到的话：“你阿公那个帐簿，你带上吧。”

家寧愣住了。

“你阿公写的那些字，別人看不懂。你看得懂。你带著，就像他也去了泉州。”

家寧低著头，看著手里那个蓝布包袱。包袱里没有那本帐簿。她把帐簿包在另外一块布里，塞在床底下的最里面，贴著墙根。她不敢带——她觉得那是阿公留给永春的东西，不能带走。

“阿嬤，我没有带。我把它放在床底下，贴著你睡觉的那面墙。”

苏阿梅没有说话。

家寧不知道她在想什么，但她觉得她阿嬤在想什么。在想什么？在想陈远水。在想要是陈远水还在，他会怎么说。他会不会说“去吧，泉州好”，还是说“別去了，永春也有书读”？家寧不知道。她来不及想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