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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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是你我就不会问那么多（第2页）

纪砚没再问。他把英语书翻到昨天讲的那一页，用笔在页边距上点了一个很小的点。

玲娜站在过道里，看看谢燃又看看纪砚，最后把收齐的卷子在桌上墩了墩，对齐边缘。“你们两个真的是转校生吗。”她说。

“怎么了？”谢燃问。

“转校生一般会比较……低调。”

“我们很低调啊。”

玲娜看了一眼谢燃瘸着的右脚，又看了一眼纪砚桌上那支摆得和桌沿完全平行的笔，什么都没说，抱着卷子走了。

陆大寻的椅子前腿落回地面，发出一声闷响。他趴在谢燃的椅背上，下巴搁在手臂上，用一种观察动物世界的眼神看着谢燃的后脑勺。

“你的脚怎么伤的？”他问。

“摔的。”

“怎么摔的？”

“走路摔的。”

“走路能摔成这样？”

“能。”谢燃转过头，看着陆大寻，“你没见过人走路摔跤？”

陆大寻盯着他看了两秒。他的眼睛是很浅的琥珀色，和他人一样精力充沛，看人的时候一眨不眨，像在读取什么数据。

“见过。”他说，“但没见过摔完了还这么理直气壮的。”

谢燃还没来得及回答，上课铃响了。

那声音从走廊尽头的喇叭里传出来，是那种老式的电子铃声，音色又尖又亮，像一根针从耳朵扎进去，一直扎到还没睡醒的那部分大脑里。

教室里的人声像被一只手按住了。聊天的闭嘴了，吃早餐的把包子塞进桌肚，补觉的猛地抬起头，脸上印着校服袖口的褶子印。椅子腿刮过地面的声音此起彼伏，然后逐渐安静下来。

英语老师推门进来。姓姜，四十多岁，戴一副金边眼镜，说话的时候尾音会上扬，像每句话的末尾都挂着一个倒问号。她在讲台上摊开课本和教案，环顾了一圈教室。

“课代表，作业收齐了？”

“收了。”玲娜站起来，把那摞卷子放到讲台边上，“缺一份。”

“谁的？”

“谢燃的。”

姜老师的目光移过来。谢燃举起右手，手指并拢，像一个不太标准的敬礼。“明天交。”

“什么原因？”

“脚疼。”

姜老师看了看他搁在课桌下的右脚，肿起来的脚踝把校服裤腿撑得有点紧。她没有追问，只是点了点头。“明天放学前。玲娜你记一下。”

玲娜在便签本上写了一笔，撕下来贴在自己的课桌角上。贴的时候故意把有字的一面朝外，让谢燃能看见。

谢燃看见了。他笑了一下，不是那种被冒犯的冷笑，是真的觉得有意思。玲娜这个人，傲慢归傲慢，但做事一板一眼，从不含糊。她在国外长大，说话直来直去，不绕弯子，和她拌嘴像打乒乓球——你来我往，球速很快，但没人真的想赢。

姜老师开始讲课。今天讲的是虚拟语气的进阶用法，黑板上写满了if引导的条件句。她的板书很工整，粉笔和黑板接触的声音有节奏地响着，嗒，嗒嗒，嗒。

谢燃靠在椅背上，右脚的疼痛变成一种钝钝的背景噪音。不是尖锐的疼，是闷的，像有人用一块湿毛巾裹住了他的脚踝，然后隔着毛巾缓慢地拧。他听着姜老师讲虚拟语气，听着粉笔的声音，听着教室里三十几个人同步翻书的声音。

然后他看向窗外。

教室在教学楼的三层。窗外有一棵榕树，很老了，树干粗得两个成年人合抱不住。气根从枝干上垂下来，密密麻麻的，像一挂被冻住的雨。树冠很大，遮住了半个窗户，阳光从叶片的缝隙里漏进来，在课桌上投下细碎的光斑，风一吹就晃。

夏天已经接近尾声了。榕树的叶子还是绿的，但不是盛夏那种浓得发黑的绿，是浅了一点、薄了一点的绿，像颜料用到最后掺了一滴水的颜色。有几片叶子的边缘开始泛黄，很淡，要仔细看才能发现。知了还在叫，但叫声稀了，不像七月时那样不要命地嘶喊，隔很久才响一声，响完了就沉默，像是在等什么。

谢燃看着那棵榕树，榕树也看着他。

和风市的夏天很长，长到让人忘记秋天是什么样子。九月都过了一半了，空气还是湿热的，校服贴在背上，汗把布料洇出一小块深色的印记。教室天花板上的吊扇开到最大档，扇叶嗡嗡地转，把热风从这边搅到那边，聊胜于无。

但早上和傍晚已经开始凉了。不是冷，是凉——那种从地底渗上来的凉意，藏在风里，躲在阴影里。早上六点起床的时候，光脚踩在地板上会觉得凉，昨天还没有这种感觉。傍晚放学的时候，阳光的颜色从正午的白变成了午后偏黄的暖，把人的影子拉得很长。

谢燃知道，夏天要走了。

不是突然走的。是一点一点撤退的，像海水退潮。先是最热的那几天不见了，然后是蝉鸣变少，然后是傍晚的风里多了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凉。等哪天早上醒来，发现窗外那棵榕树的叶子黄了一半，才意识到秋天已经来了很久了。

他收回目光。黑板上又多了几行板书，姜老师正在分析一个长难句，粉笔点在if这个词上，说这个if引导的不是真实条件句，是虚拟的，和事实相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