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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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既不忍心看着被遗弃在雪峰顶上的阿玲婆婆的身影，也不忍心看到自卫队总监室里三岛由纪夫那让人介错后滚落在地的脑袋。

撇开自杀、意外死亡等特殊的死法，我们平时所讲的一般意义上的“美丽的死”，大概是不得阿尔茨海默病，不长期卧病在床，某一天毫无痛苦地忽然离世这样模糊的概念。

最近肿胀的尸体明显多了起来。那些苍白肿胀的尸体，就像是装满了水的尼龙袋。

我开始干汤灌和纳棺的活儿是昭和四十年（1965年）初。那时，一半以上的人都死在自己家里。那些山脚农家死者的尸体，大都干瘦如枯枝一般，肤色也都像是柿子树枯枝一样黑黢黢的。尸体大都弯曲地躺在昏暗的设有佛龛的里屋。

将这些尸体纳入棺材很不容易。死者的腰背已经弯曲如虾，如果想让人们从棺材的天窗里瞻仰遗容，就得把尸体的腰背抻直了仰面安放。然而尸体总是很难放平，不是膝盖上翘顶着棺材盖，就是脑袋翘起来，总之得费很大劲儿才能把棺材盖好。

这些尸体的形状表明了他们历经的人生：从孩提时代起，几十年如一日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耕耘。在大多数老人都会变得弯腰曲背的时代，坐棺下葬的形式很合时宜。特别是那种圆形洗澡桶式的棺木，最合适不过了。

对于这些尸体来说，用“遗骸”来形容再适合不过，它们看起来就像蝉蜕一般，只剩一层干瘪的外壳。

随着国家经济高度发展，这种枯枝一般的尸体已越来越少见。

现在的人除了意外死亡和自杀之外，大多都在医院里去世。过去人们老了病了不能进食时，身体就会消瘦，死时四肢就像枯枝一般细瘦。如今却不然，病人可以打点滴，输营养液，很少会像过去那样消瘦下去。

一些肿胀的尸体被送出医院时，胳膊上满是触目惊心的针眼，有的尸体甚至在喉咙或下腹部拖着导管。

这些尸体怎么看怎么像是一截活着就被劈开的树桩，很不自然，无法给人一种晚秋落叶般自然的感觉。

而且，如今医疗机构根本就不给病人思考死亡的机会。

围绕在病人周围的，除了维持生命的器械装置外，还有被延命思想武装的医生团队，和一群执着于生命的家人。

垂死的病人就这样被放置于一堆冰冷的器械中，孤零零地与死亡对峙。他们无暇思考关于死亡的问题，也没有人会给他们任何建议。

即使他们主动谈论死亡，得到的回答也永远只是“要加油啊”。

每天从早到晚他们就像就职于竞争激烈的大公司营业部，总被鼓励“要加油啊”。亲人来了，对他们说“要加油啊”；朋友探望时说“要加油啊”；就连抽空来巡房的护士扔下的也是那句“要加油啊”。

我参加过一次关于晚期癌症的研讨会，国立癌症中心H教授的发言令人记忆犹新。

有一次，他遇到一个癌症晚期病人，发现每次有人说“要加油啊”，那个病人就会露出痛苦的表情。有一次他帮病人注射完止痛针后，说：“我早晚也会跟你一样走这最后一段路。”他说完后，这位病人第一次露出了笑容。后来，病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这样的医生很少见，而这类病人往往会被送入集中治疗室。这样一来，连探视都不允许，虽然很少再听到人们鼓励说“要加油啊”，但身上却插着无数根橡皮管子，被软线和机器仪表连接起来，接受严格的观察。一旦病人打算接受死亡，灵魂游离欲飞向光明世界，监视仪器马上会发出警报，医生和护士则会慌慌张张地跑过来，又是插针又是拍打脸颊，实施抢救。

这种情形，就像你好不容易找到了喜欢看的电视节目，却被人无端地强行更换了频道一样。

用“救助生命”这个响当当的大义名分武装的“生”的思想，让现代医学旁若无人地傲然行事，把过去人们最珍视的东西毫不手软地夺走，即使在人临死的瞬间也毫不留情。

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又怎么可以死得美丽呢？！

&empleBell，1951

吉田远志

早上醒来一看，下雪了。

雪好像是从昨夜开始下的，一直到今天早上，积雪厚达二十厘米以上。

对于生长在雪国的人来说，这本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但一片银白的世界猛然出现在眼前，还是让人惊喜。

邻居家的篱笆墙下，山茶花开了。也许那株山茶早就开花了，只是我从未留意。从厚厚的积雪中展露出来的红色花瓣，格外亮眼。

我盯着花儿看了许久，忽然醒过神来，只见四周一片纯洁的雪白。

如此难得的静谧假日，却被一阵电话铃声扰乱了。一个亲戚打来电话，说是我那位远房叔父得了癌症，住院了，建议我去探视一下。自从断绝关系以来，我们已经好几年没见面了。一瞬间，闪现在我脑海里的竟然是“他活该”。原来我心里仍在怨他。

他骂我是家族的耻辱，把我斥骂为蛆虫般不堪，这些我都不能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