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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王国维已将人生之苦看透，将出世，出家，绝灭生活之欲、生殖之欲的意义提得很高，对“寂灭”之境、无生之域作了既不可证实又不可证伪的肯定性描述，还自别于悲观主义，为解脱设计了不同方式，但对于他的悲剧观、解脱论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解脱是否可能？他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并按照自己的理解作了如实的回答，没有丝毫为了维护自己理论完整性而回避这一问题或强作解人的习气。

他指出，世界各大宗教，如印度的婆罗门教和佛教，希伯来的基督教，都以解脱为唯一宗旨。西方哲学家如古希腊的柏拉图，近代德国的叔本华，其最高理想也是解脱。他最赞赏的则是叔本华哲学：“殊如叔本华之说，由其深邃之知识论，伟大之形而上学出，一扫宗教之神话的面具，而易以名学之论法，其真挚之感情，与巧妙之文字，又足以济之，故其说精密确实，非如古代之宗教及哲学说，徒属想象而已。”但是，凡事不厌求其详，他也要根据平生的体验和思考，就自己怀疑的地方与解脱论者进行商榷。

按照他的理解，叔本华既然认为人类及万物的本体都是意志，而意志又是同一的，那么，如果将叔氏拒绝意志说推究到底，如果不是一切人及万物都拒绝其生活意志，则个人就不能说已经求得了解脱。因为从根本上说，按叔氏“意志同一”的学说，一切人类及万物的意志都是我的意志，我的意志不过是人类及万物大意志中的一小部分，如果我拒绝了意志而他人及万物并没有拒绝意志，就自许为解脱，实在是夸大其词的自欺。这就好像排了一个小坑里的水就说普天下的水都被排干净变成了陆地一样。佛祖曾说：“若不尽度众生，誓不成佛。”这表明他已意识到了众生解脱与自我解脱的关系问题。但他这句话给人的印象是含有“能之而不欲”的意思，而在王国维看来，这实在是一个“欲之而不能”的问题。因为历史证明，解脱论者并没有引领人类走向解脱之境：

试问释迦示寂以后，基督尸十字架以来，人类及万物之欲生奚若？其痛苦又奚若？吾知其不异于昔也。然则所谓持万物而归之上帝者，其尚有所待欤？果如后说，则释迦、基督自身之解脱与否，亦尚在不可知之数也。

这是说，自许解脱而且标榜能普度众生的圣人已将解脱大旗高举了几千年，但人类与万物并未改变，依然在生之痛苦中辗转反侧，呻吟呼号！由这个事实出发，反推圣人圣徒自身是否解脱，也成了值得怀疑的问题。因而，王国维认为，叔本华只谈个体解脱而不谈人类的解脱，与他的“意志同一”说相矛盾；而历史也证明了“解脱之事，终不可能”。

那么，王国维前面所说，岂不要在这种怀疑中毁于一旦？

但是，追问并没有到此为止。王国维进一步发问：“然一切伦理学上的理想，果皆可能与欤？”他以与拒绝一切意志的“无生主义”相反而且被世人普遍崇奉的“生生主义”为例，探讨了这个问题。

在他心目中，所谓“生生主义”就是认为不拒绝生活意志也能在世间为最大多数人谋取最大幸福的理论。但是，在他看来，这个主义也是实行不了的主义。因为“世界有限”，不断诞生繁衍的人类无穷，以有限的世界去满足无限人类的欲望，实不可能。如果世界之内有一个人没有满足生活欲望，就不能说达到了“生生主义”的理想；而如果要使人人都满足生活欲望，又不能不使每个人生活欲望满足程度降低到最小限度。因为“世界生活之量”即生活欲望得到满足的人的数量，与“人人生活之度”即个体生活欲望得到满足的程度，是“精密之反比例”关系。所以“生生主义”理想也是伦理学上的梦想：

夫世界有限，而生人无穷；以无穷之人，生有限之世界，必有不得遂其生者矣。世界之内，有一人不得遂其生者，固生生主义之理想之所不许也。故由生生主义之理想，则欲使世界生活之量，达于极大限，则人人生活之度，不得不达于极小限。盖度与量者，实为一精密之反比例，所谓最大多数之最大福祉者，亦仅归于伦理学者之梦想矣。

而且，由于“生生主义”最终只能使每个人满足最小限度的生活欲望，那么，它不也必须提倡节制欲望，在一定程度上拒绝生活意志吗？这岂不与“无生主义”殊途同归？“夫以极大之生活量，而居于极小之生活度，则生活之意志之拒绝也奚若？此生生主义与无生主义相同之点也。”这就是说，不仅生生主义所谓“最大多数之最大福祉”的理想达不到，即使降低标准，以平均主义方式“实现”了目标，他也要认同“无生主义”。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取消“生生主义”理想，因为“苟无此理想，则世界之内，弱之肉，强之食，一任诸天然之法则耳，奚以伦理为哉”？所以，“生生主义”理想虽然不能实现，仍然有其伦理学上的价值。同理，“无生主义”理想虽不能实现，我们也不能否认它伦理学上的价值，“要之理想者，可近而不可即，亦终古不过一理想而已矣”。

所以，他认为，以“无生主义”为理想，自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