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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北京非典时我曾经绝望（第3页）

是，还是不是？如果是，该怎么样？如果不是，谁能保证？是送医院，还是不送？如果送医院，要是不是非典，不是自找传染的死路吗？可如果是，晚送了耽误时间怎么办？

我和家人激烈的争执着，每一次给女儿测量体温后，都会在另一个房间里谁也不让谁地争执着。

我感到我要崩溃了。我甚至已经作好一切心理准备：假如女儿被SARS传染上，被急救车拉走，我一定毫不犹豫跳上车，一起与她走进病房，一起战斗每一分每一秒。那一刻，我觉得什么都可以不要了，我只要比我生命更重要的女儿！

女儿还在哭泣和叫喊。我无法在她床头呆着，我的焦虑已经使我失去了作为一个父亲能够克制的情绪——我强装若无其事的表情走出电梯，又走出大楼，我看看周围没有一个人，于是躲到台阶的一侧，然后无比痛苦地扬起头，闭上眼，又合拢双掌，默默地祈祷了三声：老天，请你无论如何保佑我的女儿平安无事。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向苍天求助。

女儿的高烧不退，家人的药物治疗不见显效。我们全家需要作出选择——医院是唯一选择的地方。而医院在那时是最危险最容易传染SARS的地方。

我们不能不去了——在无法自我排除非典的情况下，只能选择去那个最危险的地方——去医院在那时等于是在死亡阵地上寻找一根救命稻草。

约深夜11时左右，我们一家几口全副武装地走出家门——其实也就是戴上两个口罩，多穿些衣服而已。出门后，好不容易打了一辆“的士”，还不敢对司机说上医院。

车至医院附近的100米处停下。我们一家人走进北大医院，发烧门诊大夫说还不能进去，“刚消毒，得等一小时。”

家人悄悄对我说：“还是上普通急诊去看吧，进发烧门诊不等于接触一次非典嘛，不是非典也会感染上非典了！”

想想也是。于是我们带女儿上了医院一层的普通急诊室。当走进急诊室的那一刻，我的心猛然一紧：完了！

我眼前所看到的，是楼道里一个个“非典”，他（她）们或是有人搀扶着，或是横七竖八地躺在走廊的椅子上哼哼着……

门诊的医生全是全副武装，我也在此刻看到了什么叫防护服。那医生穿的是罩式防护服，就像电焊工头上戴的那种。她每会诊一个病人就拿起消毒剂在空中喷射一次，一个十来平方米的门诊室，涌进排着长长队伍的患者，我想不传染只能算是上帝开恩了吧……我已经把自己列入SARS候选人。

排队半个小时左右，医生让我女儿到另一个诊室拍胸片。

20分钟后，X光片出来。“没事，肺部清晰。”医生递过片子。

我们一家人都不约而同拍拍胸口：老天爷！

紧接下来是验血。我让女儿和家人在远远的医院外等着，而我则回到化验室等着，一分钟一分钟地等着——因为这是排除非典的主要依据之一。

25分钟后，化验单子出来。我赶紧出医院交给家人看。

“没事。”当过医生的家人这时恢复了自信。

又一个没事。那一刻，我的心——其实是我们全家的心才算定了下来。

上面的那位“的哥”就是在我们回家的路上遇见的……

第二天清晨，女儿的高烧已退。而我们的生活开始了新的内容：早晨起来，先是打开所有的门窗，再在所有的房间喷射消毒剂。特别是门把手，要进行反复消毒。再在与邻居的接触地段，“狠狠”地喷射高量消毒液；吃饭时，相互监督谁没洗手；出门时，检查口罩带了没有——能不出门的尽量不出门。上班不能乘公共汽车，也不能“打的”——单位里已经这样明确规定了。有趣的是女儿一反常态，对还需上单位值班的我特别关心起来，只要一进门，就先让我站在门口，把鞋脱掉，再将外衣脱下搁到凉台。然后监督我到门口处的消毒液里洗手，洗完后再进里屋的一只同样盛有消毒剂的盆中再洗一次。然后跟在我后面，不停地朝我身上、头上喷射由她妈配制的稀释消毒剂——我呢，每每女儿这样做时，都能自觉地配合。这样的生活方式在北京的这一年四五月间，几乎成了普遍。只是我们一家比别人多了几分紧张，因为我们全家都到过一次医院。那时得非典的人在别人眼里就是“瘟神”，而发高烧的人则几乎都被视为非典患者对待，如果有人到过医院则仿佛你已被死神抱住了——这也不能怪公众有这样的恐惧，因为几乎百分之八十以上的SARS患者都是在医院传染的。事后我才知道，当晚我们全家去就医的北大医院，那几天正处在非典患者就诊的最高峰。“24号人民医院被隔离后，在西城的非典患者和发烧疑似患者全都涌到了北大医院，由于定点医院紧缺床位，那些已经确诊的非典患者和需要留观的疑似患者送不出去，只能躺着等在门诊室的走廊内外。那些日子里，天天都是这个样。”西城CDC的张震科长在我采访他时这样说。

数日后，我们全家安然无恙，逃过一劫。那种心境下使我有可能将精力和目光从自己的家庭转向外面的世界。

此时的北京城已经完全发生变化。

“国难当头”，成了许多官员和民众的口头语。

那时北京城里的空气是凝重的，人们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相互之间看不清对方的表情——口罩将一切痛苦的表情包在其中，压在心头。

一条“短讯”，可以在不到一天之内，传遍全市。

“某某时间要封城了！”

“某某夜间要飞机喷药，请关好你家的门窗！”

谣言和消息就是如此迅速传播的。人们虽然不太相信有些太玄乎的“短讯”，但采取的态度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

那些日子里，市民们的生活这样度过：

有车子的，想跑到市郊，但他们常常被农民赶回来。“告诉你们，不能在这儿通过，更不能进我们村。”农民们警惕地把守着自己的家园。甚至有的村民手持菜刀，列队排在村口的路中央，电视里播出一个村子不仅将全村四周全部用铁网和砖墙围得严严实实，而且把村口的那条通向外面的公路拦腰斩断——路中央挖的坑足可以填进两台坦克……

所有这些都是当年我的“现场”记录，可以看出当时北京人对“非典”疫情的恐惧。其实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好事，真正可怕的是那些满不在乎的人。大家知道，在武汉疫情肆虐江城大地并连锁泛滥到全国各地，导致市场出现抢购口罩和食品狂潮时，某些西方国家就在嘲讽我们。后来发现，意大利出现疫情后，他们的超市货架抢空现象比我们曾经发生的疯抢潮还要严重，甚至有意大利人惊恐地说：“二战时也没有见过这么疯狂！”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某些可以造成国难的大疫情，就是因为一些人的“满不在乎”。他们平时“满不在乎”别人的劝说和忠言，也“满不在乎”疫情真的会来袭。当然，更令人生气的是我们社会上有一些人一向“满不在乎”自己日常生活行为，甚至把胡吃胡喝、追求新鲜刺激作为“时尚”，从而造成对社会巨大的伤害。当年有人狂吃果子狸就诱发了一场空前的“非典”疫情。此次武汉疫情至少目前来看，与那个海鲜野味市场有人买卖蝙蝠有关。

全国人大常委会终于开会，决定出台更加严厉的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法规。这算是全民的一次对野生动物保护的觉醒吧。虽属亡羊补牢，但毕竟进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