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14比较后才知谁的城是真正的城（第2页）

“这是什么消毒液呀？”我好奇地凑近那瓶子，一看，噢：是一种植物性的消毒洗手液，抑菌率99%！

太好了！商店想得这么周到！拎着一大袋食品出了超市后，我站在已经比较清静了的马路边的小广场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完成一次“历险”！体会是：超市这样的公共场所，还能做得这么好、这么周到，肯定不会有问题。至少我心理上很安心。心理好对抵抗病毒袭击也很关键——在“非典”时就听大专家这么说过。

这是1月24日下午上海第一天“一级响应”后我在浦东街上亲历的第一“疫战”情形。感觉“硝烟”离我和我的上海还比较远……或者说，上海的保护网蛮“结实”。

我心头一笑。还没有笑完，突然有人喝住我：“哪儿来的？”一位酒店保安戴着口罩，很严肃地拦住我。

“住在里面的。”我掏出房间卡，给他看。

“谢谢。”保安说，然后友善地用手示意我，“请这边测量体温。”

测量完毕。

“正常，36.4℃。”他又说，“我记一下你的房间号。”

他在一张表上填写后，又客气地朝我示意：“谢谢，你可以上楼了。”

“辛苦你了！”我对他说。

“应该的。”他点头。

这样的一个细节在之后的几十天里就不足为奇了。然而在疫情前期的上海，在1月24日这样一个时间里，看到这般情景，还是感觉“大大的好”。

它们削减了我对武汉暴发的疫情在上海会不会复制性大暴发的疑虑。

但我知道，这仅仅是粗浅的经历和认识。大疫风暴仍未正式到来。酒店毕竟相对可控些，人员来去本来就有登记，各自的身份也无法隐瞒。庞大的上海各小区呢？尤其是像武汉那么混乱的医院发热门诊现场呢？那可是病毒最活跃的地方，上海的医院和医疗资源准备好了吗？

我被武汉医院的一幕幕情景吓着了，于是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此时此刻上海的各大医院……不可能到现场去采访和体验了，既不现实，又犯傻，更是给上海朋友添乱。

可我又很想知道。

许多纷乱的事情，一般情况下不在其中的人很难知道个中的奥妙。武汉之所以在疫情开始时如此混乱和毫无章法，百姓看到的是现象，官员和职能部门的人感受的其实是心态，因为官员们更多的是关注种种“因素”，这包括了对疫情最初的判断准确与否，没有经历过疫情或者对传染病不甚了解的官员，他们认为小小病毒怎么可能“会出大问题”呢？像“两会”这样的“大事”和“大局”是绝对不能耽误的，因此当有关医院报告可能的病毒传染时，相关官员就立即作出了这样的反应：尽量争取缩小影响，最好把“有事”变成“无事”，这是最省事的“交待”。也正是他们的这种官场思维，才导致医院或卫健委等专业部门的人“顺”着领导们的意图去行事，以本不该那般处理的方式去违背科学和医道地处理传染病，以至于把本来非常严重的事，缩小成“无事”、“小事”，甚至把李文亮这样正直和真诚的“吹哨人”反看作是“有毛病”的捣乱分子并加以严惩。

这是最初的官方形成的“心火”，它只是火苗苗，似乎也无关大局。然而病毒也很狡猾，并且有意让你“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它伺隙乘虚，更加疯狂地发起对人类的进攻。武汉的传染浪潮越来越严重，医院扛不住了，卫健委扛不住了，赶紧再向领导汇报，领导们一看这回真的扛不住了，于是感到事态严重了，就急请北京方面的大专家来。但此刻武汉有关官员仍然想“尽可能”地不将事情扩大到“特别严重”的地步，他们想借专家之嘴达到这一目的，所以第一批北京去的专家虽以“实地考察”为名，其实就没有获得过多少有用的信息，但必须留下对武汉有利的“专业与权威”的意见。这种完全不实事求是的专家意见，给了武汉官场一个可以推卸责任的充分理由——一旦出大事，你们看，并非我们的决策出毛病呀，是专家们的意见嘛，专家在这些问题上是权威呀！瞧，这就是“水平”！百姓愤怒至极，但你能拿这样的官员有什么办法呢？

害苦了百姓！

也害苦了被冤枉的那些来武汉的北京方面的专家们——这样的专家受这份骂也活该，因为他们同样缺乏良知和良心，至少他们应当为自己没有尽职尽责而感到羞耻。

火烧得越来越大了！因为疫情在整个武汉已经到了无法遮掩的地步：医院内外人满为患，成倍增长的感染者和接二连三的死亡者的出现，同时又引发了全国各地的感染者的蔓延和扩大……疫情从小火苗苗，到了妖火熊熊，再到鬼火四野燃烧时，武汉方面完全乱了阵脚，一切陷入无序和混乱、挣扎与被挣扎的失控局面！

这就是由那么几个最初的“小心态”，引发了一场全国、全球性的大疫情之缘由所在的部分重要因素！

没有人去分析这种缘由，因为它“并不好说”，原因是：谁都可能在其中有责任，然而仔细想想又谁都可能没有责任，这就是中国许多重大灾难和人为事件中最后得出的某些特别诡异的结果。在天津大爆炸后，我曾在一线采访，写了一本《爆炸现场》，在此书中我就已经指出过这样的问题实质。

问题的本质是什么？是我们一些看似完备的机制体制，其实它被许多无为、无能和不担当者钻了空子，于是责任成了一句空话。最后调查事故的责任时，只能各打一鞭，再严重的判几个“相关责任人”三年五年的刑，或者给个“行政处分”，可那些无辜死去的几百人、几千人，损失的几百亿、几千亿的财产谁去负责呀？

我之所以要专门提出这样一个“心态”问题，是因为目前中国官场和社会上确实存在如此严重的不正的心态：有人说现在管得严了，啥事不好干了！确实如此，对不干事、不想干事的人来说，其实这种环境是“好事”，因为他们就不用再为自己不会干事的劣根病增加什么压力。你不是有本事吗？那行，所有的责任——可能出现的和已经出现的问题，就由你这样能干事的人去担着吧！如此时间一长，真想干事和能干成事的人，伤心和失望了，也变得不想干和不干了。

这也是一种心态。

不同心态可以成就不同的事业和社会的结局。在太平日子里，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一旦不妙的事情冒出来，本来完全可以化解的小事则酿成了大事，酿成了不可收拾的大事……武汉疫情从开始，到被发现之后的处理态度，再到失控后的处置方法，都与武汉官场的心态有关，后来是乱了方寸，所以完全沦陷！

武汉人民在哭泣，全国人民跟着流泪、心痛，并且恐惧末日降临到自己头上……

一个缺乏基本素质的城市，如果再加上一些无能的干部在管理，这样的城市不出事、不出大事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