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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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8日

上午，我去玛尼娅家看望了赖希。我有些东西要带给他，同时也为了和和气气地消除前几日他生病前我俩之间产生的摩擦。我专注地听他读了一本关于政治和戏剧的著作的写作提纲，因此而赢得了他的心。他打算将这一著作交由一家俄国出版社出版。此外，我们还讨论了一本关于剧院建筑的著作的写作计划，谈到他可以与珀尔茨希合写此书，并且认为基于对舞台布景及戏剧服装的反复的戏剧学研究，此书肯定会大受欢迎。我离开前，还给他去街上买了香烟送上楼去，并答应去“赫尔岑之家”为他办桩事。然后，我就去了历史博物馆。我在那里待了一个多小时，圣像馆藏极为丰富，我发现其中还有大量十七八世纪的晚期作品。在那些时期的作品上，圣子耶稣基督在母亲臂膀里的行动自由是历经多长时间才获得的啊！同样历经了数世纪之久，圣子的手才找到了圣母的手：拜占庭的画师只是让他们面对面而已。之后，我快速地在考古展室里走了一圈，只在阿托斯的几幅画前停留了片刻。离开博物馆时，我对布拉戈维申斯克大教堂那令人惊异的神秘的感染力有了进一步的领悟。在莫斯科期间，要数这座大教堂给我留下了最为强烈与独特的印象。由革命广场一路走向红场，地势缓缓抬高，大教堂的圆顶就好像在一座山的背后渐渐显露。这正是其神秘之处。这天阳光明媚，我又一次满心喜悦地看到了大教堂。在“赫尔岑之家”，我没有拿到给赖希的钱。四点一刻，我站在了阿丝雅的房门口，房里黑乎乎的。我轻轻地敲了两次门，里面没人应声，我就走到游戏室去等。我读了《新文学》。一刻钟后我再次去敲门仍然无人应答，于是，我就推开了门，发现里面没有人。我很生气，阿丝雅没有等我，这么早就离开了。不过，我还是去了赖希那里，想试试能否和她约好晚上见面。我和她一起去马拉亚剧院的计划因为赖希在早晨对此表示了反对而无法实现。（后来，我的确得到了这晚的戏票，却毫无用处。）在楼上，我压根儿就没脱衣摘帽，一直默不作声。玛尼娅又在解释着什么，非常热切，声音大得可怕。她给赖希看一本统计图册。突然，阿丝雅转过身来，出其不意地对我说，前一天晚上她没有去我那里，是因为她头疼得厉害。我穿着大衣躺在沙发上，抽着那个我专门在莫斯科抽的小烟斗。最终，我好歹得以告诉阿丝雅，我希望她晚饭后到我那里去，我们一起出门或者我给她朗读一段描写女同性恋场景的文字。随后，我决定再待会儿，就几分钟，以免叫人觉得我去那里就只是为了对她说这些话。不一会儿，我站起身，说我要走了。“去哪里？”“回去。”“我还以为你还会同我一起回疗养院的。”“你们不是要在这里待到七点钟吗？”我不免有些虚情假意地问道。其实，我上午已经听说赖希的女秘书很快就会前来。最终，我还是留了下来，但没和阿丝雅一起回疗养院。如果我现在给她时间好好休息的话，我就更有可能期待她晚上的到来。在此期间，我为她买了鱼子酱、橙子、糖果和蛋糕。我还在摆放玩具的窗台上放了两个泥人，阿丝雅后来给自己挑了一个。她果真来了——一来就解释说：“我只能待五分钟时间，必须马上回去。”不过，这次只是个玩笑而已。我很有把握地感觉到，最近几天，就在激烈的争吵之后，她觉得自己越发为我所吸引了。不过，我不知道程度有多深。她来的时候，我正心情大好，因为我刚收到了许多信件，有一些来自维甘德（威利·维甘德）、穆勒-雷宁（阿图尔·穆勒-雷宁）以及埃尔泽·海因勒的好消息。信还在**，我是在**读的信。朵拉写信告诉我钱已寄出，于是，我决定再短期延长一下逗留时间。我把这个消息告诉阿丝雅，她听说后就搂住了我的脖子。几星期以来，形势一直于我不利，对阿丝雅的这般举止我早已不做任何奢望，因此，过了好一会儿，它才让我高兴起来。我就像个细颈的瓶子，而有人正把一桶水往里面倒。于是，我有意逐渐自我收缩，直至将外界那饱满而又强烈的印象抵制在外。不过，这种情况后来从我身上消失了。起初，我还是像往常一样再三请求阿丝雅给我一个吻。然后，突然就像转换了电路似的，在我正说着话或正打算朗读的时候，阿丝雅却一再地要求我吻她。心底那几乎已被忘却的柔情重又浮上心头。在这期间，我把买的食物拿给她，还有泥人。她挑了一个，现在这个泥人就摆在疗养院里她的床位对面。我又一次谈到了我的莫斯科之行。前一天，在我们去赖希那里的路上，阿丝雅其实已经对我说了至关重要的话，我现在只需要把它们重复一下：“在我的生命中，莫斯科已然成了这么一个所在，我只能通过你来体验它——这是真的，全然不考虑儿女情长、多愁善感等因素。”不过，我接着说——这些话也是她之前先对我说过的，六个星期的时间的确只能让人在一座城市里略有家的感觉，特别是在语言不通且因此而处处碰壁的情况下。阿丝雅叫我把信都收拾起来，她躺上了床。我们久久地亲吻着。我内心最深的感动来自她双手的抚摸。她以前也对我说过，所有与她亲近的人都能感受到她的双手所释放出的强大的力量。我的右掌紧贴着她的左掌，许久未离。阿丝雅想起了一封很小的漂亮的信，那是我在那不勒斯的一天晚上，在德普雷蒂斯大街上给她的，当时街道上空无一人，我俩坐在一家小咖啡馆门前的桌旁。我要在柏林把这封信找出来。随后，我朗读了普鲁斯特描写的女同性恋场景。阿丝雅领会了其中狂烈的虚无主义：普鲁斯特如何在一定程度上闯进了小市民内心那井然有序的、写着“性虐待狂”字样的小房间；又是如何毫不留情地将一切砸得粉碎，致使那光净整洁的堕落的构想**然无存，而在所有的断裂处，恶都**裸地昭示着“人性”，或可谓之“善”，即恶自身的实质。在向阿丝雅阐述这些内容的时候，我意识到，这与我的那本巴洛克书的倾向是多么契合。前一天晚上，我独自在房里读书，读到一处关于吉奥托之仁爱的独特阐述。当时，我就像此刻一样意识到，普鲁斯特在这一阐述中所生发的观点与我自己试图对讽喻这一概念所做的理解完全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