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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对得与失的态度决定取与舍的方式（第1页）

§第二章对得与失的态度决定取与舍的方式

1．得失不必挂心上，乐观豁达就逍遥

人生于天地间，则立于世，行于世。立身处世，当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不为权势利禄所羁，不为功名毁誉所累。明察世情，了然生死，方可做到旷达。能持性而往，能临危不惧，能以本色面世，不费尽心机，不为无所谓的人情客套礼节规矩所拘束，能哭，能笑，能苦，能乐，真实自然，保持自己的个性特点，岂不快哉！

陶渊明因被生活所迫，不得已而为仕。29岁时，他曾当过江州祭酒，但不久便自动辞职回家种田。随后，州里又请他去做主簿，他不愿意接受。到了40岁，他为了解决家里的生活困难，又到刘裕手下做了镇军参军。41岁时，转为彭泽县令，但只做了80多天，便辞职回家。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愿意出来做官了，而愿亲自种田来养家糊口，过着一种十分清淡贫穷的日子。

辞官回家以后，陶渊明仿佛从一个乌烟瘴气的地方突然来到了空气清新的花园，心情豁然开朗。他立即写了一首辞赋，题目叫《归去来辞》，以表达自己厌恶官场，向往自由生活的心情。从此以后，他带着老婆、孩子一直过着一种耕田而食、纺纱而衣的田园生活。平时有空闲，陶渊明就写诗作文，以寄托自己的思想感情，后来，成了晋朝一位杰出的诗人。

有旷达之性，方可逍遥于世，轻松做人，从容处世，这是陶渊明所诠释给我们的人生哲学。而我们往往以自我和他者两相对峙的立场去考虑问题，从而迷失于个人得失的深渊里。

我们在此打个比方吧。两条船并排过河，如果一只船是空的，两船碰撞，另一只船上的人也不会发脾气；如果那空船上有一个人，那船要撞过来时，这船就会让开，船上的人还大声呼喊，要那船上的人注意。如果那船上的人不听，这船上的人就会发出警告。再三之后，就会恶语相加。有人和没人的区别就是这样大。把意气、地位、物质这些身外之物抛开，不就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人嘛！

我们每天都和别人打交道，有君子有小人。即使朋友中，有的人为名利所驱，往往也会做出有失道义的事来。

逍遥旷达不是要求做到无欲，而是淡看各种名利之欲。淡看之后，则可生旷达。有了旷达之后，人生自然逍遥了。

庄子说得好：“我愿意活着，在沼泽里摇头摆尾，自由自在。”

苏东坡也说：“我之所以能每时每刻都很快乐，关键在于不受物欲的主宰，而能游于物外。”

人，一旦不能像东坡先生说的“游于物外”，而是沉浸在没有穷尽的物欲中，成了“物”的奴隶，那还有什么真正的人生乐趣呢？钱，可以使人不择手段；名，可以使人变得虚伪；欲，可以使人失去理智；权，可以使人胆大妄为……君不见，在种种物欲的引诱下，善男信女蜕变为不法之徒，政府官员沦为阶下之囚。这种“游于物内”，为物所役，不仅失去了人生的乐趣，也失去最起码的良心和道德。

实际上，也正是这样一种旷达的人生思想帮助苏东坡在逆境中保持着对生活的信念和乐观态度。

人，也只有摆脱了外界的奴役，自己主宰自己，才能永葆心灵的恬静和快乐。游于物中而超然物外，官大官小不系于心，钱多钱少无所谓，有名无名也不在乎，穷富得失淡然处之，这样不就无往而不乐了吗？

2．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

在现代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大多都是鄙视那些表面满口仁义道德，活在虚假的礼法上，心里却肮脏阴险的不义之人的。借着高尚、严肃的名分，伪装出关心、爱护、正直、无私、严词说教，不仅严重地诋毁了人类本真的感情，也伤害了人们应有的尊严。古人提倡风流人生，“宁为真学士，不为假道学”，是指有才学而又不拘礼法。真“风流”，一个人是不能活得太虚伪，太不真实的。真实一点，自然一点，也许这会使你感觉更好呢！

今天，我们倡导追寻一种幽默浪漫（幽漫）的生活方式，幽默浪漫的品性是性格健全的外在显示，心理保健的内在培育；是立身处世的灵丹妙药，也是人际交往的润滑剂、加油站；是生存的一种立身谋略，是一把处世利刃，也是心灵修炼的一份涵养，暗含着中国传统儒、释、道的生存智慧；是一个民族新鲜活力的保育室，也是社会完美和谐、人性化的催化剂；是中外名家热情讴歌的主题，也是人们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标；是东方文明超然物外时的极致发挥，也是东方文明入世随俗时的缺憾不足；幽漫，散发青春朝气的字眼，抒发着人生内涵的智慧；幽漫是阳光明媚的清晨，幽漫是夏雨过后的宁静；幽漫是丽人的笑靥，美好、惬意、向往、又远离敌意；幽漫是温香的玉，高洁、名贵、没有丝毫杂质；幽漫是一种别样的生活，坦**、磊落、欢乐钟情；幽漫是一份上帝的礼物，慷慨地馈赠给每一个人。

我们倡言追寻幽漫的生活方式，把握幽漫，创造一个新我，让轻松舒缓、清新高雅的社会空气流动起来；让健康洒脱、充满阳光的心灵树立起来；让你赢得周围的每一位朋友；让我赢得生活中的每一份欢乐。

陶渊明一生不愿出仕，几次做官都不如意，最终辞官回家。他最终辞官回家是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引起的：有一天，郡里派遣督邮到澎泽县来检查工作，县里的小官吏听到这个消息后连忙去向陶渊明报告。这时，陶渊明正在他的书斋里读书写诗。他一听督邮来检查，十分扫兴，便放下纸笔，准备跟小吏一起去见督邮。

小吏见他穿着一身便服，吃惊地说：“上级来视察了，你作为一县之长，应该穿上官服，束上带子恭恭敬敬地去迎接才好，怎么能穿着便服去呢？”

陶渊明向来看不起那些依仗权势、盛气凌人的官僚们，听小吏说还要穿起官服去向督邮行拜见礼，他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他叹息一声对小吏说道：“我可不愿意为了五斗米的俸禄，就躬着腰向那些乡里小人作揖打拱，做出曲意逢迎的样子来。”

说完，陶渊明不仅不去见上面来的督邮，而且拿出县里的大印和官服交给小吏，说：“督邮来了，请你把这些东西交给他。”

然而今天人们常常会遇到这样一些人，他们的面容严肃正经，神态庄严，摆出一副不屑与人为伍的样子，假作高傲的贵人的身份，其做派令人可笑。其实这往往是一群身份卑微的人，他们打心里认为高贵是一种特权，所以竭力向这个团体靠拢。只要遇到了可以称贵的人，即在社会上有身份、地位、贵族血统等等的社会名流，他们便卑躬屈膝，点头哈腰，百般奉承讨好；遇到了与自己同等身份或不及自己的人，他们马上换上另一副面孔，正襟危坐，不苟言谈，巍然不可冒犯的姿态，对尊和卑的严格的划分，到了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这是地地道道的伪君子，品格卑劣的小人物。

故意忸怩作态，是一种很强的表现欲望在作祟，其表演往往又流于肤浅。弯的变成直的，直的变成弯的，且做作不自然。真挚的感情、美丽的情操，与过分的掩饰、矫情的表演格格不入，矫揉造作不仅不利于感情、友好、希望等等内含的表达，也败坏了真的形象、美的形象、善的形象，没有丝毫可以值得欣赏的。成功的人际交往，都是建立在自信而又谦虚、热情而又端庄的基础上的。美好的塑造，离不开良好的文化教养、出类拔萃的聪明才智和高雅不俗的仪表。唯有如此，才会有更为率真的表现。

有道是：“满罐子不摇半罐子晃**。”学识渊博、修养深厚的智者是不会装腔作势的。《钦差大臣》这部讽刺喜剧淋漓尽致地揭示了俄国上层社会虚假丑恶的众生相。那些贪图近利的官吏们为了能抓到一个机会，用尽装腔作势之能事；陈胜在贫困时对天盟誓，要求同享富贵。可他一旦富贵了反而容不得那些才摆脱不久的“贫穷哥儿们”，连“装腔作势”的面纱也不要了。有两句歌词写得好，“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人不能靠伪装去面对生活，如果你连最起码的真实都做不到，那么你的人生最终将变成一场虚空，什么也得不到，什么也留不下。可见，一个人还是平淡、从容一些好，不必拿腔拿调地累自己，如若还因此而做错事，那就更不值了呀！

3．宠辱不惊，乐天知命

历来士大夫阶层的文化人，有些精神追求的人，往往在荣辱问题上采取顺其自然的态度。或仕或隐，无所用心，如孔子所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能上能下，宠辱不惊，只要顺势、顺心、顺意即可。这样一来既可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为百姓做点好事，又不至于为争宠争禄而劳心劳神，去留无意，亦可全身远祸；有时在利害与人格发生矛盾时，则以保全人格为最高原则，不以物而失性、失人格。如果放弃人格而趋利避害，即使一时得意，却要长久地受良心的谴责。

如何看待荣辱，什么样的人生观自然会有什么样的荣辱观，荣辱观是一个人人生观、处世态度的重要体现。从前，有人以出身显赫（公侯伯子男）作为自己的荣誉。在商品经济社会里，荣辱则以钱财多寡为标准。所谓“财大气粗”、“有钱能使鬼推磨”，“金钱是阳光，照到哪里哪里亮”，以及“死生无命，荣辱在钱”等俗话正是揭示出了一种以钱财作为标准来划分荣辱的观念。

在荣辱问题上，若能做到“难得糊涂”、“去留无意”，这才叫洒脱。一个人，当你凭自己的实干、聪明才智获得了荣誉和受人爱戴时，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有自知之明，切莫受宠若惊、飘飘然，自觉霞光万道，这就是所谓“给点光亮就觉灿烂”。我们应该宠辱不惊，正如古人阮籍所云“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一切都不过是过眼烟云，荣誉已成过去时，不值得夸耀，更不足以留恋。有一种人，也肯于辛勤耕耘，但却经不住玫瑰花的**，有了荣誉、地位，就沾沾自喜，甚至以此为资本，争这要那，不能自持；更有些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居官自傲，横行乡里。然而永乐年间的姚广孝却并非如此。

建文帝四年六月，朱棣攻下应天，继承帝位，改号永乐，史称明成祖。论功行赏，姚广孝功推第一，故姚广孝位势显赫，极受明成祖宠信。永乐二年（1404年）四月拜善大夫太子少师。复其姓，赐名广孝。成祖与语，称少师而不呼其名以示尊宠。然而当成祖命姚广孝蓄发还俗时，广孝却不答应；赐予府第及两位宫人时，仍拒不接受。他只居住在僧寺之中，每每冠带上朝，退朝后就穿上袈裟。人问其故，他笑而不答。姚广孝终生不娶妻室，不蓄私产，唯一致力其中的，是从事文化事业。曾监修太祖实录，还与解缙等纂修《永乐大典》。姚广孝在学术思想上颇有胆识，史称他“晚著道余录，颇毁先儒”，当然，也曾招致一些人的反对。

永乐十六年（1418年）三月，姚广孝病重，成祖多次看视，问他有何心愿，他请求赦免久系于狱的建文帝主录僧溥洽。成祖入应天时，有人说建文帝为僧循去，溥洽知情，甚至有人说他藏匿了建文帝。虽没有证据，溥洽仍被枉关十几年。成祖朱棣听了姚广孝这唯一的请求后立即下令释放溥洽。姚广孝闻言顿首致谢，旋即死去。成祖停止视朝二日以示哀悼，赐葬房山县东北，命以僧礼隆重安葬。

在明王朝初年那风云变幻、惊心动魄的政治舞台上，姚广孝以一个和尚的身份，运筹帷幄，出谋划策，用计以坚朱棣反叛之志，以寡敌众智保北平以及疾趋京师并终于使江山易主，都表现了他多方面的惊人才智和谋略。至于他功高不受赐，则反映了他对统治阶级上层残酷倾轧的清醒认识和明哲保身的老谋深算。

商业社会，要真正做到脱离物质而一味追求人格高洁确实很难。但若有了人格追求，起码可以活得轻松潇洒些，不为物质所累，更不会为一次晋级、一次调房、一次长薪而闹得不可开交；也不会为功名利禄而趋炎附势，丢失人格，出卖灵魂。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可能有一两次这样的经验和体会，当你放弃利害，保住人格时，那种欣喜愉悦是发自肺腑的。一个坦坦****的人，他的心是宁静安恬的；而蝇营狗苟的小人，其心境永远是风雨飘摇的。

得到了荣誉、宠禄不必狂喜狂欢；失去了也不必耿耿于怀、忧愁哀伤，这里面有一个哲理，即得失界限不会永远不变。一切功名利禄都只是过眼烟云，得而失之、失而复得的情况都会经常发生，意识到一切都可能因时因事的转变而发生变化，就能够把功名利禄看淡看轻看开些，做到“荣辱毁誉不上心”。正因为有了这样良好的心态，才能在商政竞争乃至现实生活中游刃有余，举重若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