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导师（第2页）

两个月后她交上了初稿。模型推演了十二轮博弈，每一轮都附了详细的推导过程和敏感性分析。陈修远用红笔改了三遍——每一遍都有新的批注，有的是圈出某个假设前提的疏漏，有的用铅笔重写了某段推导，有的只画了一个问号，意思是你得自己想。从第一遍满页红圈，到后来越来越少，到第三遍只有零星几处问号。最后一次交稿是周三下午，窗外广玉兰的叶子在风里哗哗响。她把论文放在他桌上，他没有当场翻，只是在论文最后一页画了一个小方框，说：“可以了。”

她把那个画了方框的论文带回去，夹在活页夹最前面。

研一的日常比本科更累，但她习惯了。每天早上七点起床，去图书馆看文献或者写论文；下午上两门专业课，傍晚去导师办公室改数据；晚上回宿舍继续推模型。她的工位在研究生自习室最角落里，桌上堆满了打印出来的论文和财务数据表，墙上贴着她从大二开始保留的便签——最早的那张“我想用数学做真的事”已经有些褪色，但依然平整。

苏晚偶尔会来学校找她，每次都带一堆吃的——肉松面包、水果、薯片。有一次她推开自习室的门，看到林见微的桌上摊着厚厚一叠打印出来的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量表，旁边是一张画满了博弈树的草稿纸，最上面贴着一张便签：“第三轮推导有漏洞，明天和导师讨论。”苏晚把零食放在她桌上，说我现在开始怀疑你是不是人类。林见微从数据堆里抬起头，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反问为什么。苏晚说因为人类不会在周末晚上十点还在研究制造业企业的股权结构。林见微想了想，说这家公司的优先清算权条款特别有意思，你要不要听我讲讲。苏晚举起双手说投降，然后坐在旁边剥了个橘子，把一半放在她桌上。

十月中旬，方敏从老家寄来了一件毛衣——米白色，套头的，袖子有点长，线头没藏好，闻起来有老家衣柜里的樟脑味。她穿上试了一下，袖子盖过指尖，肩膀刚好。她在电话里说妈袖子太长了，方敏说手缩进去就暖和了。她笑了，把毛衣叠好放进衣柜。方敏又问她钱够不够用，她说够，导师给她安排了助教岗位，一个月有几百块补贴。方敏说那就好，记得吃饭。她说知道。

十一月的某天，林见微在图书馆无意间翻到一本新上架的书——《金融市场微观结构》，扉页上没有铅笔字，也没有便签。她把书放回去，然后忽然想起一个问题：陈修远最近好像不怎么在书上批注了。以前她每次翻开数学区的专业书都能找到他的铅笔字，有时候是一个更好的解法，有时候是一行“此假设已失效”，有时候干脆只有一个问号画在某个结论旁边。但这学期她翻了好几本新书，都没有找到他的批注。她把这个发现记在笔记本边缘，打了个问号。

十二月初，她交上了第二篇独立研究——这一次是用信号博弈模型分析风险投资中的对赌协议。她在论文里构造了一个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框架，把对赌条款看作创业者向投资人发送的“质量信号”——高质量创业者敢于接受严苛的对赌条件，低质量创业者不敢。但她的模型同时证明：如果信号成本太低，低质量类型也可以模仿高质量类型发送相同信号，此时对赌条款将失去甄别功能。陈修远在论文上改了几处，最后一次批注只有两个字：发了吧。她看着那个“发了吧”，想起研一刚入学时他在她第一份独立研究上圈了无数个红圈。从满篇红圈到“发了吧”，这中间的距离，只有她自己知道。

但有些事正在发生变化。她开始注意到一些以前没有注意到的细节——他改论文的速度比以前慢了，以前两天能改完的稿子现在要一周；他办公室的灯亮得比以前晚，以前她每次路过时灯都是亮的，现在有时候七点就关了；他板书时偶尔会停下来喘口气，再继续写，那个停顿的时间很短，如果不是她太熟悉他写板书的节奏，根本不会注意到。有一次她在课后问他一个问题，他听完之后沉默了几秒——不是那种思考的沉默，是那种需要把注意力重新聚焦的沉默。然后他回答了。回答还是和以前一样精准，但她说谢谢之后他多看了她一眼，像是确认她还有没有问题。以前他不会多看一眼，因为他默认她已经懂了。她把这些细节都记在了脑海里，但没有说出来。

十二月底，父亲林建民发来一条消息。用的是外省号码——她以前存过那个号码，后来删了，又收到消息时认出了收件箱里的区号。他问她什么时候毕业，学费够不够。她回了一句“够了，不用操心”，然后盯着屏幕看了很久。他没有再回复。她把那条消息删了。不是记恨——她算清楚了，有些账催不回来，就别再往里面填期待。

那天晚上她去了陈修远的办公室。门半开着，他正对着电脑改论文。她站在门口好一会儿，然后敲门进去。他头也没抬，问她开题报告写完了吗。她说还没，快了。他这才抬头看了她一眼，然后把眼镜往鼻梁上推了推，打量了她两秒。

“这个你拿去。”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已经盖好章的助教申请表，放在桌上推给她。“本科生《数学分析》习题课。你做助教，有课时费。”

她接过申请表。章已经盖好了，日期写在上周。她看着那个日期，想起上周她还在想这个月的补贴够不够买一套新的金融数据库权限。她不知道陈修远是怎么知道的——也许是从她上课时总是用同一本翻烂的参考书，也许是从她每次去他办公室从来不带零食，也许是方敏打电话到学院教务处问过什么。但他从来不问。他只是把表放在桌上，推给她，然后低下头继续看论文。

她想说谢谢，但觉得话太多反而轻了。她只是拿着那张表站在他办公桌前，站了片刻。他把一颗橘子糖放在桌角，她拿起来，剥开吃掉。那颗糖还是橘子味的，和她大二那年第一次收到便签回复时吃的那颗一模一样。她把糖纸折好放进帆布袋的夹层里——那里已经攒了不知道多少张糖纸，每一张都是橘子味的。

“陈老师。”

“嗯。”

“那张助教申请表，日期是上周的。你怎么知道我缺钱。”

他翻了一页论文，没有回答。她说谢谢。他还是没有回答。她把糖纸折好放进帆布袋的夹层里。窗外那棵广玉兰的叶子在冬夜里沙沙响，窗台上的绿萝被她浇过水后精神了许多，叶子舒展开来。她发现自己在想一个问题：陈修远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需要在书上写批注的。也许不是不需要，是力不从心。也许那些新书上没有铅笔字，不是他不想写，是他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时间去图书馆。他改论文要花比从前多一倍的时间，她来的次数也在不知不觉中变多了——有时候是送论文，有时候是来浇绿萝，有时候什么理由也没有，只是路过，看到灯亮着，敲门进来坐一会儿。

但她没有说出来。她只是把橘子糖含在嘴里，等它全部化完。然后她拿起那张助教申请表，折好放进帆布袋里。走之前她又拿起了窗台上的喷水壶，给绿萝浇了一遍水。陈修远没有抬头，但她知道他听到了。因为他在她走到门口时说了一句：“把门带上。”

她说好，轻轻关上了门。走廊里的灯是声控的，她走一步亮一盏，走远了再灭了。她觉得自己研究生这一年，也像走在这样一条走廊里——每一步都有光，但光不会一直亮着。她需要自己记得路。

寒假回家时她把那件米白色毛衣穿回去了。方敏看到她穿着自己织的毛衣，没说什么，只是晚饭多炒了一个菜。吃完饭后母女俩坐在客厅里剥橘子，方敏问她研究生好不好读，她说还行，导师很好。方敏说那以后能干什么。她说可以做投行，可以做券商，也可以去企业的战略投资部。方敏听完点点头，说那比纺织厂强。然后她又问了一句你爸最近有没有联系你。林见微说没有，把一瓣橘子塞进嘴里。方敏没有再问。

寒假结束前林见微把陈修远之前改过的初稿翻出来重新读了一遍，在扉页上贴了一张新的便签。她没有写推导过程，只写了一句：导师今天给了一颗橘子糖。便签是给自己看的，永远不会有人翻开这本书读到这张便签。但她觉得自己需要记下来——不是记糖，是记有人在用他唯一会的方式对她说：别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