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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治学持家 治学严谨持家有道2（第1页）

二、治学持家：治学严谨，持家有道（2）

道光十七年（1837年）人京会试未中，他只得怏怏返乡。

转年，偏偏又是闰年。闰年有恩科，可发联袂会试。为了能让曾国藩不错过这次机会，二次进京赶考，祖父星冈公卖了三次地还差十几两的缺口，父亲曾麟书也急得连着几夜不能入睡。此时的曾麟书已近知天命之年，知道自己天生是秀才的气数，不要说进士，就是举人也无望了。但是他要在儿子身上补上这缺憾。为了儿子，他不惜想尽办法。最后终于从亲戚家借了些银子，这才使得曾国藩有了进京城的路费。

曾国藩临进京时就已下定了决心，这进士考不中便罢，若中了，就一定十几二十几倍地报答家人。他明白自己的命运终究要靠自己去改变，再多的艰难都不应该觉得难。到京后，曾国藩找到在京的长沙会馆住下，便不顾一个多月长途跋涉的旅途劳累，静下心来认真读书。

几经周折之后曾国藩才正式走上了官道。从一个农家青年到治军大吏，这种飞跃性的命运得益于他自身的努力和造诣，更得益于他的求学之旅。

不仅如此，在曾国藩以后的从政经历中，更是显示了他超前的智慧与远见，他面对内忧外患的国家形式，没有固步自封，而是主动地向先进的西方人学习，并把这些新鲜的血液注入自己治学、治军的实际中。

当疯狂的西方列强迈着侵略的铁蹄踏上中国这片沉睡的大地时，曾国藩显得很冷静，他知道考验的时候到来了，他更知道之前所读的圣贤书在洋人那里是丝毫不起作用的。要变强就要先学习。因此，他开启了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文化之风，给闭塞的清王朝带来了一缕“自强”的曙光。

在同治元年（1862年）十二月，曾国藩对现代科学有了初步认识，光学、重学，流学、电气学、磁石学、动物学等。虽然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研习，但他已经知道这些就是帮助西方人变强的知识，他认为只有先弄懂这些才能找到救国的根本办法。

曾国藩认为，人的本性是与生俱来的，因此，通过其他方法很难改变人的本性，但是学习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本性。通过学习就可以改变一切。因此，曾国藩首先提出了以学习求变的方法。

曾国藩把学习新知识放在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读书是他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事情，他的一生从来没有间断过读书。虽然他明白起步太晚了，但只要不停下脚步就有变强的机会。爱国心和身为中国人的自尊心不允许他放任列强的凌辱和掠夺。对他来说，读书不是为了消磨时光，是为了不断地汲取新的养分和智慧，以及增加求变的积累，救国于危难。

他认为要强国就要先自救，你要变强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他先从自身开始做起，由朱理学到法家再到庄家，现在又是现代科学，多次求变只为救国救己。

在我国近代史上，除曾国藩之外还有一些开明的有识之士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知识，推行洋务。在鸦片战争后，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这是中国人在思想意识领域的一大进步。

曾国藩之所以有如此先进的思想与远见，主要是因为他对学习的高度重视以及对知识的热忱渴求。他的府中聚集了一大批当时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例如精擅边境史地学的张穆、何秋涛，还有近代史上最著名的科学家徐寿、华衡芳，以及中国第一位留美学生容闳。

这些杰出的人才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观念，也引导了当时中国科学研究的浪潮，充实了曾国藩的思想与观念，使他对局势的发展有了更为直观和真切的了解，也使自己的责任感更加强烈了。

曾国藩求知若渴，他不仅精心拜读过上述几位的著作，而且还对《溯方备乘》、《校那庐抗议》《几何原本》等书有过专门的评价，不仅如此，他还让自己精通数学的儿子曾纪鸿为饥何原本》译本作序。

曾国藩治学绝学

知识是促使社会不断走向进步的动力，也是一个人各方面能力发展的源泉。古人信奉“学而优则仕”，但是，做官若不能为人谋福为国解忧，学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所以既然学了，就要学有所用，及时地更新自己的思想与观念，加快自己日益落后的步伐，这一信条才是救国之道。曾国藩正是深知这个道理，不断地自我学习，真正做到了学以致用，学而优则仕。

遵守孝道，提携弟辈

从一个人对待父母兄弟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的修养与人品，通过修养与人品，就可判断他是否出类拔萃，能否成就一番大事业。

曾国藩对于父母、祖父母非常孝敬，凡父母、祖父母之一言一行都会认真遵守，并且用文字记录，以待日后警醒自己，教导子弟，传为家训。在他看来，作为晚辈首先要想到尽孝，在父母有生之年照顾好他们的生活，尊重他们的言行，想父母所想，急父母所急。所以心中无论有多少事、多大的事，但总要有一处空间是留给父母的，并且时刻记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赡养父母、孝顺父母是儿女的福分，也是儿女的本分。

曾国藩的祖父星冈公，年轻时就很仗义，他心地善良，胸怀宽广，对那些老成端庄的人，星冈公总是很恭敬地对待他们，也从不懈怠其他各种人，譬如乞讨的、借宿的。对于需要帮助的人们，他都很热情地给予接待。街坊邻居、亲戚好友有好事，他就去祝贺，有丧事他就去探访，有人生病就去看望。乡亲们出现了纠纷，他常常在中间调解，主持公道。他从不畏惧强势，对那些做事特别不讲道理的人，常常不给他们情面，对其严加斥责。他还主动帮助整修乡里坏掉的道路，帮助那些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和年幼儿童。由于星冈公为人正直，慷慨大方，在当地受到人们的尊重。

家庭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父传子，子传孙，好的家训代代相传，良好的家风永不衰落。星冈公上了岁数身患重病，行动很不方便，说话也不清楚了，生活不能自己料理。儿子曾麟书孝顺至极，日夜侍奉在前，星冈公要东西，用眼睛示意，不舒服时就皱皱眉，曾麟书心思细腻，常常在父亲想问题之前就想到了。星冈公每晚小便六七次，又非常要面子，不愿仆人帮忙，曾麟书衣不解带侍奉在一旁，一看见父亲要起来，赶快将器皿放好，待一会儿功夫再走过去，从不让父亲感到难堪。冬天大便，让别人帮忙挪动父亲的身体，曾麟书就在旁边挡住，父亲身上弄脏一点马上就换洗。父亲病了三年，曾麟书没睡一夜安稳觉，这打破了“久病床前无孝子”的说法，星冈公的长期生病更显示出曾麟书对父亲的孝道。

从以上两个故事可以看到，曾国藩为人恪守孝道，与他良好的家教是分不开的。教育向来就有言传身教之说，星冈公讲话向来条理性强，分析问题精辟、透彻，很多话都成了家规，这大概就是言传；“麟书公对父亲孝顺，时间虽长却更加用心，没有任何怨言”这大概就是身教。星冈公与麟书公与后世的教育方法虽然不同，但对于教育儿孙，成为乡人的榜样却起到了相同作用。

曾国藩官职在身，长年在外奔波，在家时间较短，但从来不忘惦记双亲。他经常通过书信告诉父亲自己的现状，让父母不必担忧。每次写信给父母，开头总是：“男国藩跪临父母亲膝下”或“男国藩跪禀父亲母亲万寿金安”，末则写上“男谨禀”或“男谨呈”。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即使远在千里，对父母也是非常关心的。

由于在外做官，不能对卧病在床的祖父尽孝道，在家书中他说：“敬悉祖父大人病体未好，且日加剧。父叔率众兄弟服侍已逾三年，无须央之懈，独男一人远离膝下，未得一日尽孙子之职，罪责甚深。”他除了自己常写信回家向父母问安，也常要求兄弟、子侄写信汇报父母的身体情况。

有一次，曾国藩从弟弟的信中知悉父亲因过多地为家中之事劳累，以致累坏了身体时，马上写信给父亲，在信中他说道：“大人之身，上奉高堂，下萌儿孙，外为族邻乡里所模范，千金之躯，诚宜珍重。男恭窃卿赢，服役已兼数人。而大人以家务劳苦如是，男实不安于心。”他又写信给弟弟，让弟弟一定要照顾好父母，一片孝心不表自明。

曾国藩要做什么事时，总要征求父母的意见，有时两位老人不同意或想不开时，他便很耐心地给父母解释、开导。老人实在想不通而不答应时，曾国藩便听从他们的意见不去做。

曾国藩虽然位居高官，但对父母的孝心未曾有半点改变。他时时牵挂着家中父母，渴望回归故里亲自侍奉双亲，但是官场事务繁多抽不开身，只好把这种惦念和关切通过书信的问候向父母传递。

曾国藩的孝顺不仅只对双亲，他一直主张“贵体孝道，推祖父母之爱以爱叔父，推父母之爱以爱温弟之妻妾儿女及兰、惠二家”，并努力去实现它，真正做到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孝子。

曾国藩的三叔曾骥云一直在家务农，生活比较艰苦，曾国藩时常惦记他，并在生活上尽力给予帮助，待他如同父亲。他在曾国藩兄弟的帮助下，生活慢慢好了起来。

曾国藩不仅是一位孝顺长辈的子女，更是提携兄弟、照顾小辈的长辈，他更是弟兄、小辈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