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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治学持家 治学严谨持家有道2（第2页）

作为兄长，曾国藩对兄弟的爱是多方面的，爱之以德，对德的苛求，这是曾国藩的突出之处。他自知出身贫贱，得志之时切不可忘乎所以，更应在品德修养上齐头并进。宦海生涯，曾国藩看透了无德之人为人诟骂的本质，他更看重的是一个人无愧天地，无愧于心的崇高境界。

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在军事上颇有才华，在曾国藩的提携下加入湘军，很快成长为一名得力干将，并立下了许多战功。但他性情有些骄傲，曾国藩常常苦口婆心给予教导，耐心帮其分析身上的弱点，指出正确的行为方法。

曾国荃攻下天京后，起居奢华，言语傲慢，行为放纵。曾国藩写书直言相告，劝其顿去恃功享乐之心，重修德业反省之课。他的严词责备是不加掩饰的，甚至是尖刻的。他始终认为：今天进一分德，便可算是积了一升谷；明天修一分业，又算剩一文钱。只有德和业都增进，那才算真正的成功，而成功亦不足悖……

曾国藩在兄弟们的眼里是令人敬畏的。他代父教弟，不苟言笑，不怒自威，更以德行服人。一次，曾国藩和友人小珊因一件小事发生争执，虽过错在于小珊，然而曾国藩事后仍内疚不已。兄弟几人劝曾国藩勿以为怀，曾国藩却说道：“一朝之愤，不近人情。我德有缺损，可想可见。”他不顾兄弟们的劝阳，坚持要去登门谢罪。

在生活中，曾国藩对兄弟们也倍加关照。有一次，曾国荃左臂疼痛不能伸缩，曾国藩特别担心，后来专门派人给弟弟送去三幅膏药。曾国藩得到一个“一品”的名额，不给自己的儿子曾纪泽，却给了弟弟的儿子曾纪瑞，事先并没有告诉弟弟。

从这些事情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在家中是一个孝顺父母、关爱兄弟、舍己为人、眼光长远的人。他是长辈眼中的才俊，是兄弟眼中的榜样，也是众人眼中的楷模。

曾国藩持家绝学

曾国藩治家有方，兄弟多有建树，子孙也人才辈出，家中一团和气，携老扶幼，子孝妻贤，因此也被世世代代广为流传。

严教子女，规以治家

“璞玉等人琢，良木要人培。”家是温室还是锻炼场所全看持家人的教育方针。家教的好坏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前途，也关系到整个家族的兴衰，甚至国家的发展。曾国藩一生深得儒学之精义，受益匪浅。他在成名之后，对家教非常重视。

在治家上，曾国藩奉行“治家贵严”的准则，提倡“进德修业”、“俭朴持家”。曾国藩认为“进德修业”，就是在积累无形的财富，完全是由自己做主。因此，在曾国藩去世时，清政府上谕称赞他为“学问纯粹，器识宏深，秉性忠诚，持躬清正”。他的德业修行之深由此可见。

他是这样的一位父亲：学问博深，见识广远，阅历丰富，位高权重，要求严格，他把所有的经验、智慧、理想、兴趣、已成之志、未竟之业全部压过来。做曾国藩幸运，做曾国藩的儿子更幸运。他把自己的全部知识、经验和智慧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儿子，他为儿子提供了远比一般人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学习环境，他为儿子提供了一个又一个挑战困难和失败的机会，他把儿子看做他的躯体和心灵的新的延续。

曾氏家族的治家传统是以“严”著称的。据曾国藩说，他的祖父星冈公对父亲曾麟书督促最严，往往在大庭广众之下，对其大声呵斥。有时别人惹得他不高兴，他却以斥责儿子的方式发泄。每当此时，曾麟书总是屏住气，靠着墙，快走慢行，面色和悦如初。家风如此，曾国藩自然深受熏陶。他提倡以严治家，教导子弟律己戒骄，一生从不怠慢。

曾国藩对子侄晚辈的要求都极其严格，他强调：“治家贵严，严父常多孝子；不严，则子弟之习气，日就佚惰，而流弊于不可胜言矣。”

传统儒家对子女的爱不仅体现在养，还体现在育。吃饭、穿衣是重要的，子女的教育问题更重要。儒家强调在家教过程中要培养子女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生存技能，只有学会了这些才能于将来在社会上立足，从更长远更高的方面来说，才能踏上仕途，成为人上人。

教育子女的方法，古今相同之处很多。首先强调长辈的威严，但又强调循循善诱的重要性。爱的方式也崇尚理性化，溺爱是害而非真爱。这些观点都是一致的。

子女们长大后做出非法之事，多是由于做父母的在其小时候过于溺爱、宽容的结果。在子女的品德教育、功课学习上，曾国藩也是倾注了很大心血。他经常写信回家，指导孩子们的学习，从科目的选择，到课程表的制订，都详加叮嘱。有时候，曾国藩还让孩子们把作业寄过来，自己亲自批阅。有时候为了给孩子选择一个老师，曾国藩也要下不少功夫去考察。正是由于如此细心的全面教导，他的子女都走上了成材之路，他的心血没有白费。长子曾纪泽担任过驻外大使，在办理中外交涉方面发挥过很大作用；另一个儿子曾纪鸿精研数学，有著作流传后世。孙辈中有诗人，曾孙辈中有教育家和学者，可谓人才济济、后继有人。

曾国藩提倡治家严谨，对子侄晚辈的要求都极其严格，但又不是一味督责，其深知“其身正，不令亦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重言传更重身教。

以严治家，曾国藩首先率先示范，并把自己的经验归纳总结以教导子弟：“自己儆戒的方法是什么呢?不外清、慎、勤三字。我近来把清字改为廉字，慎改为谦字，勤改为劳字，尤为浅显易懂，也确有可以实行的方法。”后来，他又把自己恪守的“廉、谦、劳”作为一种功夫在家书中用以提醒弟弟们，使之成为曾家人人遵守的家风。这就是曾国藩与弟弟们说的廉字功

曾国藩说：“我因为名气太盛，官位太高，常恐祖宗积阴德留下的福气由我一人享尽，所以时时用劳、谦、廉三字自我戒惧，也希望两位贤弟用此自戒。”同治五年（1866年），曾国藩家人离开金陵返回家乡，他立即写信给两个儿子，对家人在家的具体事项做出周密安排，并告诫儿子，一个家庭要严树家风，大房须带个好头。

除了对子女的善教之外，曾国藩在事业成功后，在孝顺父母方面做出了很好的表率。尽管自己不能亲自回家照料父母，但经常写信回家问候。同时，经常给家中寄去银两，以资接济，把父母放在心上。

多数人都想为后代留下些好的东西。虽然这样想，但假若没有能力实现，也就罢了。麻烦的是那些有权有势的当官人，他们如果不能给儿孙留下可观的遗产，即使子孙不说什么，自己也感觉对不住后代。这遗产若为金钱等物质财富，终究是有穷尽的；若是精神财富则可以代代相传。所以说不留下大笔的遗产还好，你留下的遗产越多，害他们就越深。曾国藩对此也有自己的一番理解。

曾国藩不是一个拥有大笔财产的人，但也绝不是一位没有财产的人，还远远没有到临终前，他就在思考如何处理遗产的问题。

曾家先祖星冈公在世时，他认为积攒私财是败家之兆。对此，曾国藩十分信服。他以为，与其给子孙留下大笔遗产，不如教子孙走入正道。他说，如果子孙误入歧途，性情必有变化，将来必定计较锱铢，到那时就难以挽回了。

曾国藩认为只有自强才会有福。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请弟弟曾国潢将自己在家乡的五马冲的田产都不留给子女。俗话说，不劳动者不得食。所有的获得都需要自己努力去争取。只要自己肯努力，不靠家产，也不用担心没饭吃。

曾国藩在外做官，始终不忘对子女殷殷教诲。从咸丰二年到同治十年这二十年中，他写给两个儿子的信近两百封，教子如何读书、作文、做人。如何做到只求读书明理，不求做官发财。他教导儿子读圣人之书，并能身体力行，学有所用。

由此可见，曾国藩对家人的严格，不但大到品德的修养、与邻里族亲的友善、不干涉公事等，还涉及一些细节，如对男子要规定做收粪、锄草、扫屋、抹凳，女子要做鞋、纺布、下厨、做调料、酿酒。他事无巨细，都要严格要求，没有怠慢轻懈过。他常教育家人要“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人家，不可不记此二语也”。他认为，要树立好的家风，治家更应居安思危、精打细算、目光长远。

曾国藩持家绝学

在治家上，曾国藩奉行“治家贵严”的准则，提倡“进德修业”、“俭朴持家”。曾国藩认为“进德修业”，就是在积累无形的财富，完全是由自己做主。因此，在曾国藩去世时，清政府上谕称赞他为“学问纯粹，器识宏深，秉性忠诚，持躬清正”。他的德业修行之深由此可见。

和气治家，家和事兴

中国人讲求家和万事兴。曾国藩作为士大夫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二者自然地结合在了一起，但是，清官难断家务事。一个大家庭真要做到“和”的境界并不容易，这需要一种气度、一种责任心，更需要一种无私心的信念。

曾国藩共有兄弟姊妹九人，一姊、三妹、四个弟弟。曾国藩在兄弟五人中排行居长，二弟曾国潢比曾国藩小九岁，虽然一直潜心钻研《四书》、《五经》，但没有太大的成就。后来以监生候选县丞，这也是曾国藩出钱替他捐的。当时，父亲曾麟书还健在，曾家的大事也全由父亲一人决断，后来父亲去世，家里的事情主要也就由曾国潢一手操持了。或许是仰仗曾国藩的权势，在曾国藩治军期问他在家乡办团练，常常借势杀人，为患乡里。县官对他也毫无办法。曾国藩回去后，知其所为，遂用锥刺其股。曾国潢大声唤痛。曾国藩回敬遭：“你杀人就不痛吗?”这次的教训，他铭记在心，在其后未见有滥杀无辜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