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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治学持家 治学严谨持家有道2（第3页）

曾国藩在京为官十年，后又编练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剿”捻等，一直很难回家，对家庭的关心常常体现在家书上。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正月十六日给父母的家书中，曾国藩写道：

六弟（曾国华）实不羁之才，乡间孤陋寡闻，断不足以启其见识而坚其心志。且少年英锐之气，不可久挫，六弟不得入学，即挫之矣，欲进京而男阻之，再挫之矣。若又不许毕业省城，则毋乃太挫其锐气乎?伏望上大人俯从男等之请，即命六弟九弟下省读书，其费用，男于二月间付银什两，至金竺虔家。

夫家和则福自生，若一家之中兄有言，弟无不从，弟有请，兄无不应，和气蒸蒸而家不兴者，未之有也。反是而不败者，亦未之有也。伏望大人察男之志!即此敬禀叔父之人，恕不另具。六弟将来必为叔父克家之子，即为吾族光大门弟，可喜也!

曾国华，字温甫，比曾国藩小十一岁，是曾国藩的三弟，由于在族中兄弟问排行第六，所以曾国藩称其为六弟，从小过继给其叔父曾骥云。曾国藩一直认为三弟资质较聪，但读书期问并未有过人的表现。曾国藩为其“纳贡入监”，乡试也未中。咸丰五年（1855年），曾国藩坐困江西，随时有被石达开生擒的可能。曾国华与其父曾麟书赶至武昌，向胡林翼讨救兵。胡林翼拨五千人由其带领，前往营救。此后，曾国华跟随李续宾转战于皖北，三河镇一战，与李续宾同时殉难。

四弟曾国荃，字沅甫，小曾国藩十三岁。他十六岁就跟随曾国藩在京读书。曾国藩对其极为疼爱，对其管教极严。因此，曾国荃一直对曾国藩非常敬畏。由于在族中兄弟中排行第九，所以曾国藩称其为九弟，军中多称其为九帅。曾国荃十八岁回湖南家乡，兄弟二人依依惜别。曾国藩一直将其送过卢沟桥，并赋诗一首，以示鼓励。曾国荃虽天资很高，但无恒劲，在长沙岳麓书院毕业两年，跟随罗泽南攻文，但一直没有长进。曾国藩时常在家书中，告诫其“有恒”的道理，但无论其兄对曾国荃期望有多高，他在科举上却一直不甚得意。二十四岁人县学、二十五岁补廪、二十九岁选为优贡。

曾国荃虽然科举不甚得志，但在军旅上却颇有建树。自随曾国藩治军以后，便不负期望，围攻安庆，荣获首功，一时间名声大噪。随后又顺江东下，驻军雨花台，包围天京，两年中披肝沥胆，终于独获首功。然而，曾国藩却害怕兄弟功名太盛，以免出现功高盖主的局面，所以极力压抑曾国荃，保升诸将，后以曾国荃受谤返家。在家他极力劝导曾国荃持盈保泰，以免曾国荃及家族受到迫害。曾国藩一片苦心，最终使兄弟化干戈为玉帛。

曾国藩的五弟曾国葆，字季洪，后改名贞干，字事恒，比曾国藩小十七岁，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幼年就有些超人的见解，二十三岁人县学后，即不肯做举子业。最初随曾国藩练湘军，始僚佐杨载福、彭玉麟，以为非常器，己愿下之，后杨、彭果成名将。他避居紫田山，谢绝人事。及曾国华战殁，才出来带兵，投效胡林翼，与曾国荃会师安庆、南京，因功晋升为知府。后来，为疫病所染，病死于军中。曾国藩说他“智足以安危乱，而名誉不并于时贤”。

曾国藩共有四个弟弟，在生活和从军也避免不了互相支持和帮助。当曾国藩坐困江西，一筹莫展之时，他又常常想自己的身边要是有几个亲兄弟帮助，一定比现在的这帮人可靠。他的苦处，曾国华等在湘乡也明显地感觉到了。曾国藩几个月不通家信，便使他们心中极为不安。特别是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更是思儿心切，一连数日，饭茶不香，明显消瘦，脸上的颊骨又突了出来。几个儿子成天围着他，不知如何是好。曾府的气氛压抑得让人有些喘不过气来。

曾国荃和曾国华终于憋不住了，去找父亲和其他的兄弟商议办法。大家计议，总觉得不能在家中干等着，应该找人帮助曾国藩一把。去找谁最合适呢?无非就是在长沙的左宗棠和在武昌的胡林翼。左宗棠虽与曾国藩有些矛盾，但毕竟是仗义之人，到了这种危急的时候，想他也不会撒手不管。至于胡林翼，曾家对他历来不错，这个人也最懂得讲究大局，自然会想方设法帮助曾国藩。他们最后商定，分两头进行联系，而将重点放在胡林翼的身上。于是，曾府给骆秉璋和左宗棠各发去一封信。请求他们组织援军以解救曾国藩和他的湘军部队。在家人的努力下，终于组成三支救援的队伍开到江西，于是曾国藩深深感到亲族血缘的关键与珍贵。因而他也赶紧给兄弟送去温情回报，再也不反对其弟弟进入军营。

曾国藩很快就对他们都寄以厚望。他不断给曾国华和曾国荃写信，介绍带勇、扎营和打仗的方法。还告诫他们，湘军的特色之一在于它大量地招揽书生办理军务，因而必须设法处理好与这些绅士的关系。他强调，军营之中用绅士不比用官，绅士本无任事之责，又多有避嫌之念，谁肯挺身而出以急公事?所以，对于绅士，最好的办法是奖之以好言，优之以薪银。如果发现有一个好的，就要大加吹捧。如果发现有不好的地方。则要深藏不露。久而久之，他们就会为你所用。

从此后，曾国华和曾国荃一直随营军中，而且很快各当一面，曾国藩有兄弟相助，自然底气也足了许多。

曾国藩是国荃的兄长兼老师，不仅在学问上，而且在修身、处世、治军、治家等各方面给予教导，其关系之厚，可谓兄弟间的典范。因此，当曾国藩死于两江总督上任时，其弟国荃竟丢箸大哭，是毫不奇怪的。

弟有成则贺，弟有隙则谏：容弟误解己之为，但不容己纵容弟之错，曾国藩在诸兄弟之间始终是一位如严父一般的“好大哥”。

治家是儒学理想的一部分，在宗法观念下，个人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和，在理论上是一种修养、一种信念；在实践上往往体现为一种策略。“和”不仅是目的，也是手段。曾国藩在治家方面颇有心得。他说“家和则福自生”，“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兄言弟从，弟请兄允，一家人融洽相处肯定会发达，相反兄弟反目，婆媳扯皮、夫妻计较，这样的家没有不败落的，要守得住‘和’字才好”。

曾国藩持家绝学

曾国藩在治家方面颇有心得。他说“家和则福自生”，“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兄言弟从，弟请兄允，一家人融洽相处肯定会发达，相反兄弟反目，婆媳扯皮、夫妻计较，这样的家没有不败落的，要守得住‘和’字才好”。

言传身教，皆而有之

只有自己先做好，才有资格说别人。率先垂范，身体办行，才能给别人做示范。

曾国藩深刻地认识到无论自己获得的地位、财富有多么地耀眼，也只是一代。如果子女不成器，他们的境遇并不被看好。越是富人、官家的孩子，越应该谦虚慎行，加强自身的修养。一个人的成功归根结底还是在于自己。历观往代，他总结出居家中的四败：奢**、骄怠、不和、侮师慢客。因此不管他多么繁忙都不忘教育子女成败兴衰的道理。他是典型的主张言传与身教兼而并重的人物，他写了上千封家书，主要是针对子弟们的教育。同时，他又言行必一，以身作则，是率先垂范的典型。他明白只有自己先做好，才有资格说别人，说的话也才更有说服力。他的示范主要涉及生活、工作、读书、修养、教友、清廉六个方面。

在生活上，曾国藩告诫家人以勤俭自持。他常常痛自惩责，他对曾家寄予了厚望，希望家人力行节俭。

他教导儿子，要成大器必须谨守简朴。他认为凡世家子弟，若能在衣食起居上与一般人家相同，就能有出息。若沾染上富人的奢侈习气就难有作为了。自己身为将相，但所有衣服加起来还不足三百金。孩子们若也能坚持这种简朴作风就是一种福气了。

他告诫弟弟力戒骄奢，以勤俭为本。在同治三年（1864年）二月二十四日《致澄弟》中，他提及了对“俭”的理解，大意是说：对于节俭弟弟也狠下功夫，我为此感到欣慰。只是这个“俭”字做到并不容易，由奢入俭比登天还难。就好比家里雇轿夫去县城，往年只有轿夫二名，挑夫一人，而今已经是十名有余。别说减到三西名，就是七八名也很难做到了。曾国藩用形象的比喻、生动的事实，简明扼要地说明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道理。曾国藩统率湘军与太平军作战时，他几乎隔几天就要给弟弟曾国潢写一封信，反复告诫他，持家要以俭为本。

在工作上，曾国藩一直非常投入，他每日从早到晚，很少休息。对于一些主要公文，均自批自拟。晚年时，虽然他的右目失明，但是仍然坚持阅读公文，写作诗文日记。在任直隶总督时，他一意清理积压起来的狱讼。对于一些重大案件，他均亲自鞠讯，半年之间，竟然了结了四万一千余件，多年的陈牍均清理完毕，由此可见他工作时的勤奋与执著。

在读书上，曾国藩重视读书做人的教育，可他却不高高在上、夸夸其谈。他以商量的口吻，中肯的态度，教育子女认识自己在学习与进步中的不足。他指出，学习贵在恒心，读书贵在有常。他严于律己，自订十二种功课，并且力行不懈。为了使自己每天都可以遵守十二“常课”，他专门找人刻印了一些簿子，在上面列出了详细的表格，他每天都要在表格中填写“常课’的相应内容。这十二种功课分别为：

1．主敬：整齐严肃。做事专心不二，日求精进。

2．静坐：每日静坐半时，体验静极生阳来复之仁心。

3．早起：黎明即起，醒后不沾恋。此为一天内“勤”的开始。

4．读书：一书未看完，断不看他书，且每日以十页为率。

5．读史：细研圈点，每日十页，从不问断。

6．谨言：刻刻留心，不讲废话。

7．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8．保身：节欲节食，善待于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