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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奋起之术 积极入世宏图大志2（第2页）

咸丰皇帝第一次得知湘军攻克武汉的消息是在10月20日，是署理湖广总督杨霈用日行800里的最快速度送来的红旗捷报。这一胜利使咸丰皇帝惊呆了，他一时还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于是，咸丰皇帝又下旨让曾国藩详细复奏。又过了整整6天，曾国藩从武昌发出的奏折到了北京，咸丰反复地读着这封盼望已久的奏文。读着读着，他变得激动起来，在奏折后面朱批道：

览奏感慰实深。获此大胜，殊非意料所及。朕惟兢业分恃，叩天速赦民劫也。

这位24岁的皇帝，自从登基以来，久已习惯于听到农民造反和清军战败的坏消息。偶尔有些胜利的消息传来，也往往是虚假的。他虽然不能对这些奏报的内容一一进行查核，但他总是以怀疑的心态来看待奏章中的内容。现在，湘军届然在4天之内就将武昌这样大一座省城攻打下来，的确让他感到非常意外。

曾国藩是个极善于把握机遇的人，他决不会放弃这次胜利带来的机遇。于是，曾国藩在这个时候适时地向咸丰皇帝提出要对湘军官兵大加奖励：李孟群由广西升用道请加按察使衔；罗泽南山候选知府请以道员用；李续宾由候选知县请以直隶州选用；杨载福由升用游击请以参将用，并加副将衔。其他开单请奖人员总数竞达百多人。

这时的咸丰皇帝还在为这次胜利而倍感激动，对于曾国藩在奏报中所提出的各种奖项自然是“照单全收”，不仅如此，咸丰皇帝又特别下谕对曾国藩进行了特殊的奖赏，这封上谕写道：

曾国藩着赏给二品顶戴，署理湖北巡抚，并加恩赏戴花翎。塔齐布着赏穿黄马褂，并赏给骑都尉世职。

虽然后来，咸丰皇帝冷静下来之后，又取消了曾国藩的巡抚之职。但是，湘军重要将领的奖赏还是讨到了。其中如罗泽南、杨载福、李续宾等人都是后来水陆师的主要领导人，让这些人一开始就“物有所值”，无疑对鼓舞士气、激励将心有很大的作用。

曾国藩奋起绝学

要想把事业做好，必须先察大局，认清其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特别是大局的发展趋势，然后借势生风。不然的话，纵有千条妙策，亦难有所作为，纵使有所作为，亦难有机会。这是曾国藩从不断的挫折得到的启示，他善于抓住机遇，不仅壮大了湘军，更为自己的事业打开了道路。

裁旧纳新，择时进言

古人进谏需要极大的勇气，需要选择恰当的时机和方式。曾国藩关注时局并力图改变时弊，是晚清官场上的有胆有识之士。曾国藩在十年京官生涯中，以极大的精力关注和批评清末政治，显露出卓越的政治才能和忠君报国的忠心，谋求施展自身抱负的用武之地。

曾国藩早年为了科举功名沉湎于攻读四书五经，先后担任过翰林院侍讲、侍读和国史馆协修，对当时的政治局势并不熟悉。这些官职虽然地位不低，但没有实权，依然以读书提高修养为主，“储才养望”而已。随后他担任过礼部、工部侍郎等职，情形与翰林大致相仿。

在这段时期，曾国藩以较多的时问和精力去关注时势和社会状况。在和师友通信讨论学术问题的同时，也交换对时局的看法，以增进对现实政治真相的了解。

第一次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动**不安的社会现实促使曾国藩更加深入地研究现实。面对全国各地人民群众的反抗和斗争不断涌现的情况，曾国藩焦虑不安，他十分清醒地意识到清朝政治的腐败和官吏的昏聩无能，并对此提出了大胆的批评。

他认为清朝政治腐败、社会动乱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官吏的横征暴敛和贪污腐败。曾国藩认为自道光末年以来，官吏的贪污现象尤为严重，地方官吏鱼肉百姓的行为也屡禁不止。尤其在所谓“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情景更是恶劣，怨声载道，民不聊生。其最终结果就是酿成农民运动不断发生，从而危及整个统治。

第二，是非混淆，法如虚设。曾国藩认为整个国家和社会缺乏公正的法制和舆论环境，贪官污吏没有被绳之以法，反而逍遥法外，国家机构没有对造反者进行有效地镇压，也没有严格按照传统的道德法则予以制裁。他还指出：“今日天下之变，只为混淆是非，麻木不仁，遂使志士贤人，抚膺短气，奸猾机巧逍遥自得。”他对这种状况痛心不已：“国藩人世已深，厌阅一种宽厚论说，模棱气象，养成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世界，误人家园，已非一日。偶有所触，则轮困肝胆，又与掀振一番。”面对时局的艰难和人心的涣散，面对法制上有法不用的混乱局面，曾国藩感到忧心忡忡。

第三，人心冷漠，世风日下。曾国藩认为，这正是政治腐败的关键，甚至比吏治和司法腐败更为严重。他愤激地指出：“窃尝以为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食饕迟缩者，果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浩叹者也!”

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朝野上下的各级官吏，办事敷衍塞责，得过且过，不求进取。为官皆如此，世间当如何?他指出，不管是京官还是外官做事都有通病。

“京官办事退缩，琐屑；外官办事敷衍，颟顸。退缩者，互相推卸责任，表现为不作为。琐屑者，斤斤计较，护己私利。敷衍者，只顾眼前的应付，不考虑今后的困难。颟预者，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这一段话真实记录了当时官吏腐败的情景，也说明曾国藩意识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和严重性，清朝的时局已经在风雨飘摇之中了。

1851年1月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太平军势力迅速蔓延，遍及东南数省。这就是积弊成疾，担心的事情总归还是发生了。曾国藩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内度身世，即暑浮沉，既茫乎未有畔岸；外观乡里，饥溺满眼，又汲汲乎有生涯日蹙之势。进不能以自效，退不能以自存，则吾子之迫切而思以吁于九阁者，实仁人君子之至不得已也。”

1851年4月，曾国藩再次上疏皇帝，提出裁减军队和加强军队训练的建议，试图从军队改革人手，开创全新的政治局面。

他很明白当时的军队根本谈不上什么战斗力，风纪无存，赌博的、抽鸦片的比比皆是。这样的军队根本无法承担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重任。他说：“近者广西军兴，纷纷征调外兵，该省额兵二万三千，士兵一万四千，闻竟无一人足用者。粤省如此，他省可知。言念及此，可胜长虑!”面对这样一种将不知兵、兵不能战的局面，曾国藩主张裁旧纳新，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扭转战局。紧接着，曾国藩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说明“兵贵精而不贵多”的道理，提出裁减军队节省开支、提高士兵战斗力的建议。“但使七十一镇之中有十余镇可为腹心，五十余万之中有十余万可为长城，则缓急之际，隐然可恃。”

按照曾国藩的计划，如果这一办法付诸实施，每年可节省饷银一百二十万两。如果这笔费用用于救荒赈贫，可以大大改善社会的情况。然而，这次上奏和上次一样，咸丰皇帝并没有采纳曾国藩的意见。

与此同时，前方战场的接连失利使得曾国藩感到忧心忡忡，也为自己的建议不受重视而感到愤懑不已。因此，曾国藩怀着一片忠诚之心决定再次直谏。

1851年5月，他再次卜奏疏。这封奏疏言辞十分激烈，将锋芒直接指向咸丰皇帝，一是批评皇上的“骄矜”之气和朝廷阿谀奉承的不良风气。对于咸丰皇帝，曾国藩认为他虽然天资聪颖，但因为满朝文武都只知道捡好听的话说，在长期的悦耳的赞美声中咸丰帝不免骄矜。曾国藩的这封奏疏一是批评咸丰皇帝注重小的细节而疏略了大的局势，并指出对派往广西镇压太平天国的人员安排有不当之处。

例如臣下觐见皇上，该穿什么款式和颜色的衣服，本有明确的规定，皇上却不厌其烦反复过问，这是在不必要的事情上浪费精力。但“发往广西人员不为不多，而位置之际未尽要善”。如姚莹年近七十，在军队中具有较高的威望，仅“泛泛差遣委用，则不能收其全力”。严正其地位不高，资望也很浅薄，但皇上委托其办理粮草的重任，“难资弹压，权分则易致牵掣”。对咸丰帝没有分才而用，不考虑客观情况的盲目任用产生了质疑。

二是批评咸丰皇帝注重文辞而忽视了实际。曾国藩指出，皇上继位以来，多次表示要开言路求善言，对于所有大臣上奏的奏折，有较好建议的要给予奖励。但结果“大抵皆以‘无庸议’三字了之”。即使奖励了个别的大臣也只是做做样子罢了，毫无实际的效果。而且朝令夕改，譬如“手诏以褒倭仁，未几而疏之万里之外，优旨以答苏廷魁，未几而斥为乱道之流”。这显然是皇上“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

三是批评皇帝食言还不知悔改。曾国藩说咸丰皇上继位以来，曾公开宣称要“以用人与行政并举”，但近来一改常态，这是不守信用的表现。况且目前情势紧急，广西军务大计皇帝一人运筹帷幄，臣下极少参与。即使一时取胜，上下则会“谓天下无难办之事，眼前无助我之人，此则一念骄矜之萌，尤微臣区区之大惧也”。最后，曾国藩警告咸丰皇帝说：如果皇上再如此骄矜下去，觉得直言进谏的臣子可恶，觉得口蜜腹剑的佞臣可爱，那么各种弊端就会毁损朝廷的根本。

奏疏一上，咸丰帝很生气，立即召集军机大臣要严办曾国藩。幸亏有祁篙藻、季昌芝等人苦苦为曾国藩求情，曾国藩才没有被从严惩处。曾国藩的犯颜直谏使得朝野上下都对曾国藩一片好评。咸丰皇帝本人深思熟虑后，也被曾国藩忠君的诚意所感动，后来降旨褒奖曾国藩。自古忠言皆逆耳，不爱听的话更要耐心地听，也许这就是一个让自己变得更好的良机。

曾国藩奋起绝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