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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奋起之术 积极入世宏图大志2（第3页）

古人进谏需要极大的勇气，需要选择恰当的时机和方式。曾国藩关注时局并力图改变时弊，是晚清官场上的有胆有识之士。曾国藩在十年京官生涯中，以极大的精力关注和批评清末政治，显露出卓越的政治才能和忠君报国的忠心，谋求施展自身抱负的用武之地。

把握关系，借梯登高

在官场里，有时候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曾国藩善于借下——借手下能人的力量为己所用：也善于靠上——依靠上层要人的力量为自己撑腰说话。一个人能力强只是其成功的要素之一，而善于借势是促其成功的明智之举，这样的机会在一生中抓住那么一两次就够了。

曾国藩在仕途上的发展是颇为一帆风顺的。他l838年中进士，1840年授翰林院检讨，l847年即超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1849年又升授礼部右侍郎，并于此后四年之中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十年七迁，连跃十级，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对于生长深山、出身“寒门”的曾国藩来说，真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变化如此之快，连他自己都感到事出意外。他在升任内阁学士时写信对他祖父说：“六月初二日孙荷蒙皇上破格天恩，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载四级，迁擢不次。”又不无自负地写信对他的弟弟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近年中进士十年而得阁学者，惟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以及余三人”。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说得更加坦白：“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中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不敢为此不近人情之称许。”

曾国藩升发如此之快，究其原因不外有二，一是个人勤奋干练，在士林中有一定声望；一是得到穆彰阿的垂青，受其举荐。而后一条尤为重要。如果没有穆彰阿的援引，无论他多么勤奋好学，聪明能干，要在十年内爬上二品京官的高位，都是不可能的。

穆彰阿，字子朴，号鹤舫，满洲镶蓝旗人，任军机大臣二十年之久，深受道光帝信任。道光十八年（1838年），曾国藩三上春闱，穆彰阿时为总考官。从此二人有了师生之谊。穆彰阿对曾国藩的学问、文章和行事都大为赞赏。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翰林散馆大比，穆彰阿再次担任总考官。试后，曾国藩拜会穆彰阿，并把自己的考卷清清楚楚抄写了一遍，呈送给他。于是曾国藩又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穆彰阿对曾国藩可以说是关怀备至。

有一天，穆彰阿对他说：“明日上朝，我决定正式向皇帝推荐你，你要有个准备，把四书五经多加背诵，皇上或许要试你的才学。”曾国藩听了受宠若惊，躬身作揖说：“多谢恩师栽培，晚生自当珍惜这个机遇。”

第二天，穆彰阿上朝向咸丰皇帝保奏了自己的这个得意门生，请求皇上重用。咸丰皇帝听了，问道：“你说这个门生才堪重用，不知他有什么超人才能?”穆彰阿就大表特表了一番曾国藩的才能，最后还说：“他还有一个超人之处，就是善于留神，过目不忘。”咸丰皇帝听了也没有说什么，穆彰阿便告退了。

两天后，咸丰皇帝命太监传旨给穆彰阿，让曾国藩初一卯时在中和殿候见。穆彰阿大喜过望，忙叫来曾国藩，把这事告诉了他，并千叮咛万嘱咐，要他好好准备，以应付皇上的测试。曾国藩信誓旦旦，表示绝不辜负恩师厚望。

初一这日天未亮，曾国藩即穿戴整齐，去了皇宫，随太监来到中和殿。他不敢坐，挺直身子站着，可是等了很久，仍未见太监前来，他心里惶恐起来，不知道是凶是吉。后来，他站得腰也酸了，便在大殿上左走右踱，见到大殿四壁挂着大清历代先皇的圣训，由于心神不定，他也无心细看。后来，太监终于来了，对他说：“皇上今日没空，命你明日再来。”

曾国藩怏怏不乐地走出皇宫，到军机大臣府把情况禀告了恩师。穆彰阿听了，沉思良久，突然问：“你说大殿四壁挂着历代先皇的圣训，你记住了多少?”曾国藩摇摇头说：“当时我心慌意乱，只留意殿外动静，哪有心思去细看字幅。”穆彰阿说：“糟了，这定是皇上为试你是否有善于留神、过目不忘的才能而刻意安排的。皇上必定会很快再召见你，这怎么办呢?”曾国藩也有些着急了。

后来，还是穆彰阿买通了宫中的太监，让他将中和殿上所挂历代先皇的圣训抄好送来。穆彰阿令曾国藩晚上必须把圣训全部背熟，并告诫说：“你的前途，全在此一举了。”曾国藩接过抄录后，回去彻夜诵读，背得滚瓜烂熟。果然，第二天一早，圣旨传曾国藩面见圣上。咸丰皇帝问曾国藩：“昨天在中和殿上，你一定看见了所挂的大清历代先皇的圣训，你可曾留意先皇的圣训都说了些什么?”曾国藩跪奏，将圣训背诵如流。咸丰皇帝很是高兴，几月后圣旨下来，曾国藩从此开始了青云直上飞黄腾达之路。

曾国藩很重视这层关系，从其日记可以看出，两人交往很是频繁。穆彰阿位高权重，曾国藩有心攀他做靠山；而曾国藩有才有识，穆彰阿也乐于提携，两人互为欣赏又各有所图。然而，从后来穆彰阿倒台曾国藩未受牵连的情况看，曾国藩又很明智地与穆彰阿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由此可见，曾国藩不是光靠依附某个人升官发迹的，他毕竟不是靠吹吹拍拍起家的，他拉关系但不惟关系，反而是一个典型的“官场学者”。

穆彰阿被罢官后，曾国藩每过其宅，都不免感慨一番。二十年后，曾国藩赴任直隶总督进京面君时，还专程拜访穆彰阿。后来，曾国藩赴天津处理教案，因自己无机会进京，于是专门写信令儿子曾纪泽前往穆宅，向穆彰阿的儿子萨廉致意。

曾国藩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官运亨通。从最初的翰林到侍读、侍讲，到后来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又升授礼部右侍郎，并于此后四年之中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十年七迁，连跃十级，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对于生长深山、出身寒门的曾国藩来说，真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变化如此之快连他自己都感到事出意外。

他在升任内阁学士时写信对祖父说：“六月初二日孙荷蒙皇上破格天恩，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又不无自负地写信对他的弟弟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近年中进士十年而得阁学者，唯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以及余三人”。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说得更加坦白：“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中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不敢为此不近人情之称许。”

曾国藩恩宠有加，平步青云。不难发现，穆彰阿在曾国藩升迁过程中是起了何等重要的作用。若不是穆党中人，他怎会有“速化”如此的官运!

曾国藩奋起绝学

在官场里，有时候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曾国藩善于借下——借手下能人的力量为己所用：也善于靠上——依靠上层要人的力量为自己撑腰说话。一个人能力强只是其成功的要素之一，而善于借势是促其成功的明智之举，这样的机会在一生中抓住那么一两次就够了。

敢作敢为，不退不缩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样的人一方面对自己充满了自信，认为狭路相逢勇者胜。同时，他们充满胆量，对凶猛的对手毫不畏惧。这需要大智大勇，将生死置之度外。人生旅途中有明摆着的危险，但依然要不顾一切地向前冲去。

军队在战场上就要具备这种大无畏精神，哪一方具备了视死如归的士气和所向披靡的实力，哪一方就能取得战场上的优势，就可以稳操胜券。曾国藩不满绿营军的方面就是他们有功便抢，有难便逃。他的人生信条不允许自己不忠，更不允许自己逃跑。为实践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生信条，他曾多次因战场失利无颜面圣而想自杀。

1860年，曾国藩被困祁门无路可走，写下书信向诸位兄弟交代，这等于一篇遗嘱，大意为：看现在的情形，恐怕坚持不过今年了。我自从1853年冬天以来，就早已经把身家性命献给了国家，愿死在沙场而不隐居山林，这是我的本愿。近年来在军中办事，也算尽心尽力无愧于天地了，死也瞑目了。

曾国藩几次自杀，坚持要必死报国，杀身成仁。“国君死社稷，大夫死众，士死制。”大丈夫就是要为忠于职守而献身，所以，曾国藩表示：“不带勇则已，带勇则死于金陵，犹不失为志士。”他还以袁简斋的一句诗勉励自己：男儿欲报君恩重，死在沙场是善终。在处理天津教案时，曾国藩已经身患重病，甚至连寿木都运到了保定。明知凶多吉少，但他不避祸害。面对纷繁复杂的形势，幕僚们一直规劝他安心养病为重，多数人则主张曾国藩不宜仓促赴津，劝他以重病难以胜任为由，请朝廷另选别人。但曾国藩不肯疏辞，他说：“大将不辞刀头死，岂能因祸福而避趋”，还是决定临危受命。

对于天津教案的紧急状况，曾国藩心里十分清楚，这次去天津绝没有成功处理案件、满意答复国人的希望，而且极有可能使多年艰辛得来的声望毁于一旦，落得身败名裂、万人唾骂的下场。因为案件涉及到了七个国家，各国军舰环视大沽口，中国将再次面临着战争的威胁，而中国老百姓激于义愤，正在使事情朝着最坏的方向发展。情况万分危急，如何既避免战争，又安抚好百姓，是一个十分难办的事情。

曾国藩是从大风大浪中一路走来的，并不惧怕风险与失败，然而一生功业名望付之东流，又被万人责骂，他对于这样惨痛的结局几乎是不能忍受的。但曾国藩却有着明知必败却不避刀斧，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

当曾国藩要来天津审案的消息一经传出，天津官绅、市民都雀跃鼓舞。因为曾国藩早年所作《讨粤匪檄》中有批判洋教的言论，所以天津的官员、绅士认为他是反对“洋教”的官员，一定可以为天津市民主持正义，公正判决这一案件。在曾国藩到达天津城门前，早有众多官员、士绅及百姓，包括与案件有涉的人前来迎接，并拦轿鸣冤。曾国藩百感交集，五味杂陈，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从曾国藩本意来讲，他并不赞成洋教。但是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吃了败仗，朝廷才被迫允许洋教来中国活动。天主教独尊上帝，不敬祖宗、不分男女的做法，与中国礼仪伦常大相径庭，扰乱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文明。曾国藩认为，洪秀全就是拿来这一套理论蛊惑民众组织反叛的，所以，他在讨伐太平军时，就是以反对异教，捍卫中国伦理纲常相号召的。然而，曾国藩这次面对的是传教行为得到中国皇帝允许的英、法、美、俄诸国，他们的军事力量远比中国强大，所以他绝不能轻言与洋人开仗，因为上谕明文令他“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既不是让他得罪各国，更不能把关系搞僵，引起国际争端和武力冲突。

可客观地分析，民众对于洋教的“恶行”也有夸大之处，所列罪状亦有无据可考之处。曾圉藩心里明白，不论怎样做都不会有好的结果。不做“卖国贼”令国人唾弃，自己就可能成为战争的“点火者”，陷朝廷于危难之中。

天津教案牵扯的国家众多，各国联合起来，就会对中国频频施加压力；反对洋教的群众亦不在少数，要想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实在是比登天还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