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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友处世 推诚守正亲近良友1（第2页）

曾国藩察人一向重条理，见此人讲了四种“欺法”，颇有道理，不禁大喜，对他说：“你可到军营中，观我所用之人。”此人应诺而出。

第二天，此人拜见营中文武各官后，像煞有介事地对曾国藩说：“军中多豪杰俊雄之士，但我从中发现有两位君子式的人才。”曾国藩急忙问是“何人”?此人举涂宗瀛及郭远堂以对。曾国藩又大喜称善，待为上宾，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位置，只好暂时让他督造船炮。

多日后，兵卒向曾国藩报告此人挟千金逃走，请发兵追捕。曾国藩默然良久，说：“停下，不要追。”兵卒退下后，曾国藩双手把须，说：“人不忍欺，人不忍欺。”身边的人听到这句话，想笑又不敢笑。

过了几天，曾国藩旧话重提，幕僚问为什么不发兵追捕。曾国藩的回答高人一筹：“现今发、捻交织，此人只以骗钱计，若逼之过急，恐人敌营，为害实大。区区千金，与本人受欺之名皆不足道。”此事在令人“喷饭”之余，亦足见曾国藩的远见与胸襟。

曾国藩十分注意克制自己的各种欲望和不满，在官场和军队中实施以礼动人的社交战略，竭力使自己的言语行动都符合礼的要求，并以此来感化同僚，以共图大事。

曾国藩在任职两江总督时，朝廷派满人出身的贪官官文到湖广，让其以总督的身份监视汉人。曾国藩的湘军都十分憎恶这个人，曾国藩本人对他也很厌恶，但是，为了大局着想，他仍告诫部属对官文要以礼相待。

一次，正值官文宠幸的六姨太三十岁生日，总督衙门向武昌官场大发请柬，要为六姨太庆祝一番。湖北司道府县大部分官员平日对官文都没有好感，更不屑于为一个姨太太祝寿。

曾国藩手下的湖北巡抚胡林翼从湘军利益出发，以礼服人，主动前去祝贺。到了那一天，胡林翼甚至还带来了老母和正妻静娟夫人，并让自己的夫人以太太之礼，给官文的六姨太送了一份厚礼。

官文的六姨太自幼丧母，对此十分感动，认胡太夫人为母。胡太夫人也高高兴兴地收下这个义女。官文对六姨太向来百依百顺，官胡两家认了干亲，从此不再给胡林翼找岔子了。自此以后，湖北的军事民事，全交付予胡林翼一手办理，他只在上面盖章而已；而胡林翼也表面上对他恭敬顺从。

一时间，武昌城里督抚关系如此亲密，成为全国之首。由这件事也使曾国藩认识到了“以礼动人”的重要性，从而加强了他推崇以礼治军的信心。

曾国藩受儒家思想影响颇深，在治军理政的过程中，这种影响体现得尤为明显。正是因为怀有仁心，他的下属对他才由衷敬服。

在曾国藩和左宗棠之间，他们的矛盾冲突有时是十分尖锐的，而曾国藩却能以德报怨，在左宗棠穷困潦倒、处于危难之时，不但没有落井下石，反而施以援手，尤为难能可贵。

咸丰十年（1860年），清朝廷接到曾国藩的上述奏章后，于四月二十日，谕令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左宗棠因而正式成了曾国藩的一个幕僚。曾国藩立即让他回湖南募勇开赴江西战场。

过了几个月，左宗棠军在江西连克德兴、婺源，曾国藩立即于十一月二十八日上专折为他们报功请赏，并追述他以前的战绩，尽是溢美之词，对其可谓推崇备至。左宗棠因此得以晋升为候补三品京堂。

到了咸丰十一年（1861年）四月初二，曾国藩又上奏道：“左宗棠上年奉旨襄办臣处军务，募勇五千余人，驰赴江皖之交，方虑其新军难收速效，乃去冬堵黄文金大股，今春击退李世贤大股，以数千新集之众，破十倍凶悍之贼，因地利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将略，度越时贤。”因而奏请“将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朝廷立即照准。

之后，到了十一月十六日，曾国藩又根据闽浙总督庆端、浙江巡抚王有龄之请，奏请派左宗棠援浙，并将在江西广信、广丰、玉山、饶州和安徽徽州等地的陆军及昌国内河水师，统归左宗棠就近节制调度，使左宗棠开始拥有较大的军权，但左宗棠还未奔至杭州，杭州已于十一月二十八日被太平军占领，杭州将军瑞昌与浙江巡抚王有龄均死于这场战事。于是，曾国藩第四次上奏保举左宗棠。果然，左宗棠于第二年即受命为浙江巡抚，并根据曾国藩的奏请，朝廷命左宗棠的部下蒋益澄为浙江布政使。

曾国藩一方面请求辞掉自己节制浙江军务的谕令，一方面把左宗棠推到了浙江的最高位置上。为什么呢?他在奏稿中写道：“以臣遥制浙军，尚隔越于千里之外。不若以左宗棠专办浙省，可取决于呼吸之间。左宗棠前在湖南抚臣骆秉章幕中赞助军谋，兼顾数省，其才实可独当一面。”

曾国藩如此谦让，又如此实心实力地为清朝廷保举人才，心中哪有半点对左宗棠的嫌隙之意?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十八日，左宗棠初任命为闽浙总督，仍署浙江巡抚，从此与曾国藩平起平坐了。

三年之中，左宗棠由一个被人诬告、走投无路的士子，一跃而为疆吏大臣，这样一日千里的仕途，固然出于他的才能和战功，而如此不断地报功保举，也只有曾国藩才能做到。所以，左宗棠在挽曾国藩的联中，深情地写道：“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宰相肚里能撑船”，的确，曾国藩胸怀宽广，颇有雅量，他看重的是左宗棠的才能，是清朝的大局，因此，他不但赢得了大家的肯定，还赢得了左宗棠的钦佩。

然而，作为同胞兄弟的曾国荃与兄长相比，却逊色许多。曾国荃远远不如曾国藩那样看得开，在取得战功之后，急于争功夺利，结果不仅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高官厚禄，反而受到其他朝臣的猜忌和诽谤，以至于气急攻心，染上疾病。所以，胸襟坦**、虚怀若谷也是曾国藩交友处世中高人一等的功夫。

曾国藩交友绝学

曾国藩告诉弟弟，自己兄弟虽然掌握兵权，但一定要以豁达的气度来待人处世，保持恬淡冲融的气度，而不要参与争名夺利的斗争。曾国藩是这样说的，而且也是这样做的，对于胸襟豁达坦**、虚怀若谷的君子，他从内心感到敬佩，并以此自勉，因此他一生虽然追求功名，却绝不贪图名利和私欲，而是能够推功于他人，始终保持着一颗宽容大度之心。

敬则身强，不可轻慢

曾国藩崇尚居敬。早年，曾国藩与朋友交往时，多次谈到对“敬”字的体验。好友吴竹如（吴廷栋）告诉他：舍“敬”字别无下手之方，总以严肃为要。他自己也深知“敬”字是吃紧下手处。

在日记中，曾国藩这样写道：

每天自昼至夜，瑟间赫喧之意曾不可得，行坐自如，总有放松的意思，及见君时，又偏觉整齐些，是非所谓掩着者耶?《论语》日：“望之俨然。”要使房闼之际、仆婢之前、燕昵之友，常以此等气象对之方好，独居则火灭修容。切记!切记!此第一要约。能如此，乃有转机，否则堕落下流，不必问其他矣。

《诗经》中的有句话是说，淇水河的河岸弯曲的地方，翠绿的竹子长得光泽茂盛。而有学问的卫武公，在制作切锉骨器那样严谨、一丝不苟；他修身就像琢磨玉器那样谨慎、精细。他的仪表庄重而威严，他的品德公正而美好，他的德行至善至美。这样的富有文采思想品德至盛至善的君子，怎能叫人忘记呢!

曾国藩在日记中说出这样的话，可见他对“敬”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是下过一番切实工夫的。

曾国藩对敬字还有一番特别的体验。朱熹是居敬而穷理，曾国藩是主敬则身强。他认为，恭恭敬敬就能强身健体，他常常感到，一天不敬不静，就会疲劳困乏。他说，庄重恭敬日益强大，安逸放纵则日益减少，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虽然自己年迈体弱，可是一遇到坛庙祭祀的时候，或者战事危急的时候，人不知不觉就会精神抖擞起来。“神为之悚，气为之振”，这充分说明恭敬可以强身健体。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曾国藩在一篇日记中这样写道：

从本年十月立志自新，专门立下课程，从“敬”字开始做起，并为“敬”字做出自己的解释：“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如日之升。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验来复之仁I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咸丰五年（1855年），曾国藩奉旨出山。他先去拜访了骆秉章和左宗棠，与这些湖湘实力派人物言之甚欢。接下来，他遍访各衙门，就连小小的长沙、善化县衙也亲自登门，礼数甚恭。湖南官场上下对他的印象都非常好，纷纷表示要兵给兵，要勇给勇，要饷供饷。

他在长沙逗留了十几天，随后乘船到了武昌。在武昌他也是谦恭依旧，衙衙拜访，官官恭问，胡林翼自然不消说了，其他的官员也无不表示对曾国藩全力支持。然后，曾国藩又沿江东下，到黄州府下游五十里处的巴河，这里驻扎着彭玉麟的水师部队，湘军大将李元度、鲍超、杨国栋等人都集中在这里，等着与曾国藩共商军情。

曾国藩和这些久违了的部下见了面。曾国藩指出，湘军的最终目标是攻下江宁，所以军事重心不能离开长江两岸的数省，力量要由西向东使。石达开南下，我们不能被他牵制。目前浙江形势很紧张，只能派部分兵力，配合地方绿营监视，不能轻易言战。所以下一步的方案是：曾国荃的吉字营继续围攻吉安，李续宾、曾国华、鲍超等营进入安徽战场，落脚点是安庆；其余各部则由曾国藩本人率领，驰援浙江。

计划已定，诸军按计而行。曾国藩会同张运兰、吴国佐各部援浙，李续宾拨出所部朱品隆、唐义训的一千余人任曾国藩的亲兵护卫营。曾国藩命部队到江西河口集结，自己则去了南昌，拜会江西巡抚耆龄。耆龄知道曾国藩这次出山的来头，不敢像过去陈启迈、文俊那样为难曾国藩，主动答应为曾国藩供给粮草军饷，这就使湘军基本通过了粮饷这一关。

两个月后，曾国藩命部队由河口出发到江西广府铅山集结。此时石达开已由浙江南走福建，曾国藩率部在双港等地驻守。一个月后，移驻江西建昌。此时，刘长佑军已驻新城，准备出关时人福建，曾国藩即命张运兰、萧启江由广昌、杉关入闽，而他的大营则一直驻在建昌，再未移动。

在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曾国藩几乎有脱胎换骨之感。而且，处世的方式一变，做起事来也如同顺水行船，占尽了人和，完全改变了过去的难堪地位。后来，在与太平天国的战斗中，曾国藩也非常尊重友军，也很尊重与自己地位相当的官员，收到了协同作战的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