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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友处世 推诚守正亲近良友2（第2页）

罗泽南，字仲岳，号罗山，与曾国藩是同县人。虽然他的家境十分贫寒，却能“溺苦于学，夜无油炷灯，则把卷读月下，倦即露宿达旦”。他的道德学问，时人称他为有数的人物。他注重研究程朱理学，标榜自己为宋儒。年轻时，他连遭不幸，丧母、丧兄嫂相伴而来，继而长子、次子、三子连丧，其妻连哭三子之丧，导致双目失明。罗泽南并未因如此沉痛的打击而一蹶不振，反而“益自刻厉，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因此，曾国藩对他十分敬重。常在书信中表示敬慕之意，称他为家乡的颜渊。后来，他以儒生的身份带兵征战，立勋名于天下。

欧阳兆熊，字晓岑，湖南湘潭人。当年曾国藩在果子巷万顺客店中，病情沉重，卧床不起，幸遇欧阳兆雄，在他的精心护理下，才逃过一劫。从此，二人便成为了好友。

曾国藩所交的这些益友，对他的人生及事业起了重要作用。其中有的给他出谋划策，有的对他赏识提拔，有的在他危难之时，两肋插刀。从各个角度托举着他的事业。因此，他比别人更深刻地体会到：“择友为人生第一要义。”

虽然广交朋友使曾国藩的平生事业打下了重要的根基，使他的事业辉煌兴盛，但他更知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曾国藩认为更重要的是交友不可不慎。他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

在曾国藩看来，慎交友的原因是“相友可知人”，“习俗染人”。他曾这样说：看到你的朋友，就可知道你的为人，因为朋友的好坏，是可以互相影响的。一个人在世上若有几个好朋友，相互帮助和交流，生活和事业就可能有好的局面，相反，如果交了坏朋友，受到坏的习气的影响，生活和事业就可能出现坏的局面。

这虽然是古人的交友标准，但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仍然具有警醒作用，具有借鉴意义。

曾国藩说：“安得一二好友，胸襟旷达，萧然自得者，与之相助，砭吾之短。其次，则博学能丈，精通训诂者，亦可助益于我。”所以交朋结友，不可不选而择之。

择友一般都要以道取友。所谓道不合不相谋。有着共同的追求，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事业，才会有相同的话题，才会相聚一起，共行一路。欧阳修说过，“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只有志同道合，才有共同语言，才会相互吸引，才会惺惺相惜，结成深厚友谊。因此，要在创业中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

择友还要讲究要以德择友。德为立身之本，做人德为先。古人强调，人生在世，要“立功、立言、立德”。历史经验证明，有德无才是君子，有才无德是小人，德才兼备是圣人。交友就不可交无德的小人。与小人交友，不仅容易受害，而且可能使自己变坏，也成为小人。

曾国藩交友绝学

曾国藩的处世经也可以说是一种广交朋友的处世经。他立功、立言、立德三并不朽，也可说都是在朋友的相互砥砺和影响之下取得的。因此，他深刻地领悟了人生择友的重要性。所以无论是在生活、为学，还是在事业上都十分注重广交益友。这一点在他十三年的京城生活中，也有充分的体现。

广纳忠言，广交谏友

俗话说，“听人劝吃饱饭”，当别人真诚提醒的时候就是自己应该仔细聆听的时候。

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要善于学习朋友的优点和长处，不断提高自身的学问和修养。对待朋友要真诚坦率，反过来真诚坦率的朋友提出的建议自己也要能听得进去。曾国藩善于结交朋友，更善于学习他人的优点，进而不断完善自己。

曾国藩对“与人为善，取人为善”的思想有深刻的认识，并作了详尽的解释，大意为：想来古代圣贤的人大多与人有善。以言语教诲别人是善教于人；以德行影响别人是善养于人。别人的优点，我学习我得益，我的优点也可以使别人获得益处。这样良性循环下去，获益就会无穷无尽。君子之间的相处方法大概就是这样，师生间的也是这样。由此可见，在曾国藩这里，取和予是相互推动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他把孟子对这句话一方面的理解化成了两个方面，寓意更深远了。

与此同时，曾国藩把“与人为善，取人为善”确定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根本原则。在与人交往、处理政务的时候就坚持实践这一原则，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使得曾国藩的事业人才聚集，逐渐兴旺发达起来。l859年曾国藩在给部下的一封信中写道：“前曾语阁下以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以后望将取诸人者何事，与人者何事，随时开一清单见示，每月汇总账销算一次。”可见，曾国藩把处世的原则化为处理政务的方法了。

另外，曾国藩与人为善的事数不胜数，他的幕僚对曾国藩尊敬有加，甚至崇拜他，事事效法他，把曾国藩当成为人处世的楷模。性格、为人、气度、办事方法无所不学。反过来，曾国藩取人为善的事例也很多，如接受别人的谏言，采纳僚属的意见，婉辞皇帝的圣旨，等等。大事如此，小事也一样。

曾国藩遵循父亲的教诲，天不亮就起床，随后即用早餐。在东流大营时，幕僚欧阳兆熊及李肃毅、程尚齐等人认为晚睡早起太辛苦了。曾国藩知道后，戏称早饭为“进场饭”。在湘军克复安庆后，欧阳兆熊置酒为饯，在席间婉言提出自己的想法：“早晨起得太早，也太辛苦了，不如‘进场饭’就免了吧。”曾国藩笑着答应他，其实曾国藩早就意识到大家都对“进场饭”有意见了。这件事虽小，但由此可见曾国藩善于接受别人谏言的胸怀。

俗话说，“忠言逆耳”，“刀子嘴豆腐心”。人生在世，朋友多种多样，聪明伶俐的、博学多才的、热心助人的……但最有益的朋友应该是当面敢批评的谏友。他们提出的意见往往切中要害，更有利于我们看清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提高自己的学问、修养和境界。虽然这样的朋友可能一开口说话就揭人所短，但被揭的人若能静思己过就会获益匪浅，所以这样的朋友比口蜜腹剑之辈强过不止百倍了。

在曾国藩的同年进士中，有一位同乡陈源衮堪称他的谏友。早在1838年曾国藩会试京城中进士后，就与陈源兖成了亲密的朋友。两人相互帮助，坦诚相见，经常毫不客气地直言对方的缺点、毛病。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

岱云（陈源兖）来，久谈，彼此相劝以善。予言皆己所未能而贵人者。岱云言余第一要戒“慢”字，谓我无处不著怠慢之气，真切中膏肓也。

曾国藩切实感到这位同年好友一针见血地指出他的缺点，以致发出“直哉，岱云克敦友谊”的感叹。谏友才是真正的朋友，也只有真正的知己才会有亲如手足般的情谊。陈源兖大病时，曾国藩经常去看望，有时甚至会通宵达旦地照顾他。曾看到他病情反复心中很是着急，一时竟手足无措，夜不能寐。陈妻因病去世的时候，曾国藩大力协同陈源兖操办丧事，并亲自为陈妻撰写墓志铭。

同样，曾国藩对于陈源兖也直言批评。陈源兖心地高傲，有时言行和常人有所不同，以致常常引起别人的误解。曾国藩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广交朋友，为以后好相见。你的妻子去世之后，不少朋友都送了奠幛之类的礼物，你应该回谢，但你没有给雷鹤皋谢书，这是不应该忽略的。这是很重要的礼节，反映了为人做事的原则，务求三思。”

陈源兖的脾气不好，有时会因为生活中的琐事影响到公务处理。对此，曾国藩致信严厉批评责怪他不注意惩愤。俩人亲密无间的关系使曾国藩感到自己在京城时的生活非常充实愉快。

1845年，当陈源兖奉旨赴任吉安太守时，曾国藩感到惆怅。他撰写了一篇《送陈岱云出守吉安序》，勉励好友洁身自好，清正廉明为官。当曾国藩接到陈源兖从江西寄来的书信后欣喜若狂，并在高兴之余，即兴作了一首诗怀念他们同在京城友好相处的日子：“计与阁下相处八年，忧戚爱憎，无一不相告问，每有称意之言，与不可于心之事，辄先走白阁下。今遽乖分，如何可任。”

陈源兖在广西有所作为，担任吉安府后不久即调任广信知府。曾国藩深知自己老友的毛病，在书信中提醒他不要锋芒毕露，以免引起别人的忌恨和不满。这种恳切的劝告更让人感动。

由此可见，朋友的作用在于互相学习提醒，分忧解愁。不论是直言还是曲意都出于一片赤诚的心。所以，广纳言，交谏友是人生一大收获。

曾国藩交友绝学

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要善于学习朋友的优点和长处，不断提高自身的学问和修养。对待朋友要真诚坦率，反过来真诚坦率的朋友提出的建议自己也要能听得进去。曾国藩善于结交朋友，更善于学习他人的优点，听取他人的意见，进而不断完善自己。

柔中取巧，善于应酬

曾国藩自幼便受到祖父“做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的训导，因此，曾国藩认为“倔强”二字不可少，功业文章都必须有这两个字贯穿其中，否则会一事无成。他早年在京城做官时，甘愿与那些名气大、地位高的人争斗，就具备了挺然持立不畏强御的精神，他也因此而处处受排挤，经常成为舆论讽喻的心，遭遇了诸多曲折磨难。他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过刚则易折，易折则无以达到自强之目的。他在秉承祖训的基础上，又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总结出：只有刚柔相济，才能达到自立自强之目的。

曾国藩最怕应酬，但不得不应酬，因为大家需要他，他也不能脱离大家。

同治七年（1868）底，曾国藩以协办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勇毅侯爵、钦差大臣的多重显赫身份回到了阔别l7年的京师。他的弟子黎庶昌在为其教师作《年谱》时写下这样几句话：“时在廷诸臣，想望丰采，退朝之际，千官瞩目焉。”这并非夸张之词。l7年前，曾国藩以在籍侍郎的身份，投笔从军，经十数载艰苦卓绝之努力，终于把定都金陵十数年，几乎推翻清王朝的太平天国镇压下去，这在未曾参加这场惊心动魄的朝中大臣而言，曾国藩创造了一个“神话”和“奇迹”，在朝臣的眼中，他不仅是功臣，更像是一位“英雄”。并且，l7载星移斗转，当年的高官显贵早已物故人非，对于朝中的新贵而言，无论是资历，还是功绩，他们都难以望曾国藩之项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能仰视这位在宫中下马处弯着腰走下轿的五十八岁的重臣曾国藩。

在京的一个多月里，曾国藩分明感受到了生命中的“辉煌”和仕途中的“得意”。他的日程排得比平时还要满，除了每天要接见十余次来访者外，他还要外出拜访各界人士。他需要太多的应酬。因为在他看来，拒绝别人则是“傲”之一端，是脱离官场、走向败落的一大忌。

曾国藩过去在京师作过几个部的侍郎，在地方任两江总督后节制四省，因此，凡是他作官之处，都有各部、各省公请。

对这种吃请宴送，曾国藩十分熟悉，但这次他是以主客的身份参加，当然今非昔比。请他的人一是联络感情，二是希望关照。因为曾国藩“宠眷”未衰，受朝廷倚重，他的话自然朝廷要尊重的。为巴结取悦这位重臣，有一位尚书不但在席间盛赞曾国藩所作《江忠烈神道碑》，而且还“背诵如流”，不遗一字，令曾国藩不胜感慨。

在应酬往来之际，曾国藩感受到京师远非久留之地，他感到有千手千眼在抓着他、看着他。他感到还是在外面、在地方为官自在。他在《日记》中说：在京酒食应酬，“每日疲精以徇物，远不如外省之得以自由。自问胸次，添出许多鄙俗之念，殊无谓也。”他每天拖着疲倦之躯，奔走赴宴，无非是“徇物”，即给别人面子，让别人说好话。这与他在地方为官，每天弈棋几局，倦极即睡，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他痛切地感受到人心风俗之不可改变。崇尚权势，朝野大臣们都眼盯着权势，巴结、顺从、阿谀、媚态，种种令人看不惯的东西已经几十年了，自己怎能改变呢?他写道：“余生平于酬酢之际，好察人情之顺逆厚薄。京师势利之薮，处处皆有向背冷暖之分，余老矣，尚存于心而不能化。甚矣，余之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