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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友处世 推诚守正亲近良友2（第3页）

这就是一个柔中取巧善于应酬的曾国藩!

曾国藩在同僚相处上，更体现出了“柔”的原则。曾国藩帮助僚属部下建功得赏，举荐升迁；僚属部下也帮助曾国藩扶危解难，兴旺发达。于是湘军这个大群体则成为一个和衷共济，互相映衬、充满活力的战斗群体。使其“事业”的“雪球”越滚越大。要想取人为善，首先得与人为善。正是由于曾国藩的这种首先与人为善的相处之道，才使得曾国藩摆脱了在家守制时的不利局面。

曾国藩一方面本心善良，另一方面巧于伪装，防止暗算。

曾国藩在家守制的一年多时间里，湘军与太平天国的战争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他离开江西时，太平军与湘军正在相持苦战，九江、吉安、瑞州等城尚在太平军手中。但是，由于太平军的内讧，石达开先是离开湖北战场，后又于咸丰七年五月率太平军精锐出走，湖北、江西的兵力大部跟随石达开而去。湘军乘机攻陷九江、瑞州、抚州、湖口、临江，湖北方面的武昌等城也再度为湘军攻陷。湘军控制了两湖、江西的绝大部分地区，开始向安徽进攻。

由于湘军作战有功，其将领们一个个升官晋爵。今非昔比。到咸丰八年（1858年），胡林翼加太子少保，杨载福官拜提督，李续宾也官至巡抚，赏穿黄马褂。其他将领，也都得到相应的官衔。然而，在籍守制的湘军统帅曾国藩仍然是原来的侍郎官衔。这两年他虽信奉老庄，但相比之下也太悬殊了，心里不免激愤不平。他给曾国荃写信说：“愿吾弟兢兢业业，日慎一日，到底不懈，则不特为兄补救前非，亦可为吾父增光泉壤”。还说，湘军官员都“大有长进，几于一日千里，独余素有微抱，此次殊乏长进”。他亲手创建的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立下殊勋，将领们升官扬名，他自己却在关键时离开了战场，自然也就失去了立功扬名、光宗耀祖的大好机会。主帅离开了战场，前线战士却取得了重大胜利，这对守制欲复出的曾国藩来说是太不利了。

想到这里，曾国藩后悔非要回家守制。他曾想给咸丰帝上书，要求马上返回战场，但碍着面子，毕竟拿不起写折的笔。

但是，湘军在曾国藩家居的一二年内，虽然顺利地取得了不小的胜利，实则是由于太平军上层领导的内讧提供的大好机会。而湘军毕竟是曾国藩亲手创建，湘军将领都是曾国藩亲手培植，曾国藩是湘军统帅。他虽然家居一二年，湘军将领与他仍然联系密切，仍起到遥制作用。在作战中，别的人很难统一指挥，他的作用仍无人可以代替。因此，由曾国藩保奏而升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时刻想着让曾国藩出山。

咸丰八年（1858），石达开率20万大军出走，由江西的饶州、广信转入浙江，攻占了浙江的常山、江山等地，对衢州发起攻击。胡林翼于咸丰八年三月二十九日（5月12日）上奏，请求起复曾国藩带湘军进援浙江；湖南巡抚骆秉章也推波助澜，于五月二十五日（7月5日）上奏。咸丰帝看到形势又紧张起来，环视周围，的确无将可用，因此不得不再次起用曾国藩。遂于五月二十一日即在骆秉章出奏之前发布了起复曾国藩，令其率兵援浙的谕旨。

曾国藩六月三日接旨，再不提任何条件，于六月初七日便离开荷叶塘，赶赴战场，再度出山率领湘军作战。

曾国藩这次再度出山，固然因为大清王朝的身边无人，而更主要是得利于曾国藩的昔日部下的鼎力相助，给他创造了这一绝好时机。

一个成功者，需要的是怀柔，还是刚直，这是天机。

中国的太极拳讲究动静结合，一动一静都有章法可循，这一动一静其实就是一刚一柔。刚柔结合，进退有序，是智者的处世之道。人不能只具备“骨架”，还要具备“血肉”，只有如此为一个充满活力的人，才会具有光彩照人的生命旅程。“柔”，就是一个人的“血肉”，是最富生命力且使人挺立长久的东西。庄子在《山木》篇中讲到了东海有一个名叫“意怠”的鸟，这种鸟非常柔弱，总是挤在鸟群中苟生，飞行时他既不敢飞行在鸟队的前边，也不敢飞到鸟队的后边；吃食的时候也不争先，只拣其它鸟吃剩的残食。所以，它既不受鸟群以外的伤害，也不引起鸟群以内的排斥，终日悠哉悠哉，远离祸患。

从这则故事可以看出，柔，并不是卑弱和不刚，而是一种魅力，一种处世的方法。古往今来，有多少功臣名将由于过“刚”而遭遇不幸。关龙逢、比干由于刚直不阿，直言进谏，而残遭夏桀和商纣的杀戮；海瑞由于秉性耿直乏柔而一生坎坷不受重用。在曾国藩看来，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柔是手段，刚是目的，以退为进，以柔克刚，实现真正的自立自强，这才是柔的实质。

曾国藩交友绝学

在曾国藩看来，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柔是手段，刚是目的，以退为进，以柔克刚，实现真正的自立自强，这才是柔的实质。曾国藩正是因为善于柔中取巧、善于应酬才会仕途一路坦途。

朋友重要，事业更重要

有些朋友难以做到底，尤其如果在事关事业大局的问题出现严重分歧的话，曾国藩的选择是“朋友重要，事业更重要”。

咸丰二年（1852年），各地开始办团练，以对付日盛一日的太平军。这时，曾国藩刚得到在籍办团练的指令，李元度应召投奔而来，并以“天岳山樵”上书大谈兵略战守。曾国藩读后大加赞赏，立即要见这位上书人。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李元度，二人一见如故，并对其称赞道：“非君之才，何以能写这样的文章!”曾国藩便保举李为候选知县，加内阁中书衔；后又保举同知衔，赏戴花翎。从此，李元度便进入曾国藩幕府，成为曾国藩身边一位重要的谋士，两人之间患难相依的交情也开始建立起来。

他的朋友中，李元度应该算是能与他共生死的，在江西最艰难的时候，李元度一直陪在他身边。咸丰四年（1854年），曾国藩在靖港遭到惨败。曾国藩神情沮丧地回到坐船上，越想越难过，越想越灰心，便决定跳水自杀，一死了之。李元度见曾国藩支开随从，神情有异，便让幕僚章寿麟乘小船尾随其后，以备不虞。果然，曾国藩行到靖港对岸的铜官渚时，便一头扎入了水中。章寿麟见状，跃身入水将其救起。因此，说李元度对曾国藩有救命之恩应不为过。

然而，曾国藩却因为战败被革去了礼部侍郎衔。按照清朝的制度，革职的官员不再有专折上奏权，凡皇帝的谕旨皆由大帅传知。因而每次听到提督、总兵喊“听圣旨”，曾国藩叩头大拜时的难堪，不仅感觉自己失去了自尊，也让以师事曾国藩的塔齐布等颇不自在。因而，曾国藩对此也一直一筹莫展。

原来，康熙皇帝发明的这项“专利”，是专为君臣沟通上下感情之举，即让最亲近的人专写奏折，由皇帝亲自批阅，再交上奏人执行，可谓单线联系，是连接最高层中枢神经的“特权”。而到了雍正时，能写这种奏折的官员更多了，除了总督、巡抚外，道府中的个别人也特许奏事，因而被剥夺专折奏事，则是最大的惩罚。

更重要的是，臣情无法上达，皇帝自然很难了解下边人的苦衷，不能专折，只能“会奏”，即同地位身份相等的人一同上奏，但须意见一致，而且奏什么，大家都知道，因而也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更何况，皇帝下发谕旨属公文性质，由军机处“廷寄”，仍由巡抚、提督传谕。因此，曾国藩对皇帝如此“折磨”他，真是有苦难言。

李元度深知失去专折奏事权将意味着什么。他为曾国藩的前途忧虑，也为自己的命运担忧。

一天夜晚，李元度将一份《革职待罪臣曾国藩乞请专奏以速戎机事》的奏疏呈给了心绪纷乱的曾国藩，但曾国藩见后却大为不悦，因为革职后专折奏请本属“犯法”之事，加之咸丰帝此时猜忌很多，上奏的结果肯定会凶多吉少。他以为成功的可能要小于加罪的结果。

李元度说：“设无此项权利，他人沸沸扬扬，日达圣上，而我终不发一语，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是非无以辩白。”曾国藩说：“此中利害，我岂能不知。只是军中情形复杂，不逊朝中。当此国家多难之时，做正人难，做正人君子更难，欲做愤然不欲之官难上加难。”但李元度一再坚持，并以受死赴难相请，曾国藩只好听天由命。

后来，李元度又将原折一改再改，并以军情变化万端，随时奏报圣上为主旨。写完后，密封上达。几日后，朝廷即下谕特许曾国藩单线专奏。这不仅是皇帝打破常规之举，也是曾国藩获得的“异数”之一。

李元度为曾国藩争取专奏权后，曾国藩对他更加信任不移。两人卧同室、游同舟、饭同食，形影不离。由此有关奏折或信缄之类的文件，也大多出自李元度一人之手。之后，曾国藩九江之败，南昌之困，“元度无不相从艰危中，多以勖助”。而曾国藩的多次寻死觅活，也“皆以元度防救得复”。

曾国藩没忘他的这位师爷的功劳。咸丰四年（1854年），他以收复湘潭有功，保升李元度为知县，加内阁中书衔。在半壁山、田家镇诸多会战中，李元度又因立功卓著，被保升同知，赏戴花翎。然而，曾、李之间的友谊没有经得起考验，起因是李元度欲自立门户，“分裂”湘军。

咸丰八年（1858年）一月，李元度因功升任道员，同年二月奉命带兵入浙，这是湘系势力渗透入浙的开始。

当时，太平军占有苏南，浙江巡抚王有龄所部大半是江南大营的残兵败将，扰民有余，作战无能。王有龄企图分化湘军，便欲把李元度从湘军中拉过来，作为保护浙江的军事力量，但李元度仍然像浑然不觉一样。不过，曾国藩已经敏感地察觉到了这个问题，他不能容忍湘军被分化，更不能容忍湘军将领被分裂出去，维护其政敌何桂清集团的地盘，为此他多次责怪李元度。

至此，曾国藩与王有龄在旧恨之外，又结下了新仇。而曾国藩与王有龄、李元度之间的矛盾也开始激化起来。

曾国藩同幕僚之间关系的维持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曾国藩要尊重幕僚，以礼相待，而幕僚也必须忠于曾国藩，绝不许中间“跳槽”，改投新主。李元度是在曾国藩最困难时人幕的，多年来患难与共，情愈家人。不料，咸丰十一年（1861年）末，不甘寂寞的李元度接受浙江巡抚王有龄的邀请，募勇援浙。之后，李秀成攻破杭州，王有龄自杀。李元度便逗留在赣、浙交界的广信、衢州一带。在此之前，从湖南出发，经过义宁、奉新、瑞州等地，驻防太平军自行撤退，李元度一概奏报“克复”，因此开复上次革职的处分，并赏加布政使衔。

因此，奉旨李元度即行革职，并加恩免其治罪，仍交左宗棠差遣使。左宗棠当时受命督办全浙军务，故将打着援浙旗号的“革员”李元度交由差遣。

李元度是曾国藩的患难之交，但曾国藩却几次弹劾李元度，对此，曾国藩也时常感到内疚，觉得平生不负人，只对李有愧疚感。他对曾国荃等说：“次青（李元度）之事，弟所进箴规，极是极是。吾过矣吾过矣!……余生平于朋友中，负人甚少，唯负次青实甚。两弟为我设法，有可挽回之处，余不惮改过也”；“唯与我昔共患难之人，无论生死，皆有令名，次青之名由我而败，不能挽回，兹其所以耿耿耳”……

曾国藩交友绝学

李元度曾与曾国藩出生入死，立下汗马功劳，也结成过同生共死的交情，但最终还是因为志同而道不合不得不反目成仇。通过曾国藩与李元度反目成仇的过程我们看到，曾国藩重视友谊，但有一个底线就是不能危害事业。如果其行为触到这一底线，友谊至如李元度者也弃之如敝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