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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事处事 亦圆亦方藏身有道1（第2页）

曾国藩就用了瞒天过海这一招，使“湘军”的创意得到了圣谕批准，曾国藩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番了，完成了平乱大业。

曾国藩是一个很精明的人，他不会盲目地服从，更不会一致地敌对，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经过自己精心谋划的长远之策。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今的社会，作为一个领导也好，一个员工也罢，这种稳中求胜，不浮躁，不盲目，为了达到最后的胜利始终保持清醒，时刻提醒自己不放纵自己，永远比什么都更重要。

形醉而神不醉，不要得意忘形而露出锋芒。在政治风云中，事事难料，一旦风险落到自己头上时，通过以假乱真的方法巧妙隐藏自己，以达到瞒天过海的目的，是非常必要的。

曾国藩处事绝学

曾国藩的藏锋蓄志，伸屈自如，是一种自我保护、自我实现价值的生存之道。屈是为了伸，藏锋的本意是为了蓄志。不屈难以伸展，不藏锋志从何来?梁启超评价曾国藩：“非有超群轶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曾国藩自己也说：“自以秉质愚柔。舍‘困勉’二字，别无他外。”又说：“吾生平短于才，爱者或谬以德器相许，实则虽曾任艰巨，自问仅愚人。幸不以私智诡谲凿其愚，尚可告昆耳。”

谨慎行事，巧于用智

俗话说，小心驶得万年船。再有把握的事情，再简单的过程都应该仔细地面对，不狂喜不深悲才能明白得失，头脑清醒。

曾国藩为官一生，活跃在千变万化的政治舞台上，权倾朝野，位列三公，伴君数十年得以自保是非常不容易的。虽然他的官运亨通，但从不以此自傲，还常常告诫家人为人要内敛，不可嚣张。可是有些时候，他的亲朋故友偶尔会有一些万难之事求助于他，并且是一些实有的冤屈之事。不帮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但是一帮就难免落人口实，所谓的“众口铄金”不可不顾及。这就要发挥聪明才智了。

同治年间，衡阳挨近双峰大界的地方，有一个忠厚而又倔强的老农。老人一生勤劳俭朴，自食其力，日子过得蛮好，不想有一年清明节去扫墓时，与别人发生了纠纷。一户人家仗着自己有钱有势，毫不讲理地硬将一冢坟迁到他家的祖坟上来。老农哪能让人家这样欺负他，于是跑到衙门去告状，但势单力薄对有钱有势，衙门当然偏袒后者。官司由衡阳县打到了衡州府，没个公道的。倔老头急得直想上吊自杀。

经友人的提醒老头才想起干儿子在南京做官，兴许能帮上忙。主意一定，老头四处筹措去南京的盘缠，凑足钱后，背上包袱雨伞，就直奔南京。可是衙役不认识他，就是不让他见总督。

正在这时，督署里传出讯令，总督大人要出门来。一会儿，一顶轿子出门了。老头儿人老，眼可没花，一眼就窥见轿中坐的正是曾国藩。老头欣喜万分，操着家乡口音一声大喊：“宽一!”坐在轿中的曾国藩猛然听到有人叫自己的乳名，忙叫轿夫停轿，下轿后他又惊又喜地说道：“这不是干爹?您老人家怎么到了这里?”他赶快把干爹迎到家中。

曾国藩夫妇热情地招待远道而来的干爹，不住地问他家乡的情况。老头儿满腹委屈，见了干儿来不及品尝美酒佳肴，来不及消受干儿的孝心一片，赶忙就说明了来意。曾国藩温和地接过干爹的话头：“暂莫谈这个，您老人家难得到这儿来，先游览几天再说吧。”接着曾国藩把一个同乡衙役叫来，对干爹说：“因有公务在身，这几天不能陪干爹玩，就请他陪同您去玩吧，玄武湖啦，秦淮河啦，夫子庙啦，南京的名胜及热闹地方都去看看。”老人家根本无心游览，玩了几天，再也忍不住了。一天晚上，他对干媳妇细说了来意，求她向宽一进言，给衡州府下个二指大的条子。欧阳夫人说：“不要担心，除非他的官比你干儿大。”老人家听干儿媳一说，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半。

过了几天，曾国藩办完一天公事后，夫人对他说起干爹特意来金陵的事。夫人劝曾国藩：“你就给干爹写个条子到衡州吧。”曾国藩听后大声叹气：“这怎么行呀?我不是多次给澄弟写信让他们不要干预地方官的公事吗?如今自己倒在几千里外干预起来了，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干爹是个本分的人，你总不能看老实人受欺，得主持公道呀!”曾国藩思虑片刻：“好!让我再想想。”

第二天，正逢曾国藩接到奉谕升官职，南京城内达官显贵都来庆贺。曾国藩把干爹让到上席，敬酒时，曾国藩向大家介绍，并极力推崇干爹为人忠厚，一生勤劳，文武官员一听，都起身致敬。曾国藩拿出一把折扇，说：“干爹执意要返家乡，我准备送干爹一个小礼物，列位看得起的话，也请在扇上留下宝墨，以作纪念。”文武官员听总督大人一说，争相留名，不到半个时辰，折扇两面都写满了，曾国藩高兴地收好折扇，用红绫包好，双手送给干爹。

回到乡里，老人手执折扇去衙门，他大摇大摆走进公堂，知府想要将他治罪，一看折扇气焰矮了半截。据说老头从衡州府衙门后堂退出来后，知府还热情款待一番，他的官司当然也顺利地了结了。

折扇虽小，但从中看出了曾国藩处事的智。这种事情如自己出面恐会招来闲言闲语，但谨慎行事，借人之力达成所愿，实在高明。

曾国藩为官几十年，深谙官场的险恶，即便是这种小事也要大费周章，谨慎处理，由此可见他做人处事的过人之处。智慧的处事方法都是经过冷静的研究的，小心多一分，安全就久一点。越是困境越是混乱的时候，越要注意这一点。

曾国藩处事绝学

曾国藩为官几十年，深谙官场的险恶，即便是这种小事也要大费周章，谨慎处理，由此可见他做人处事的过人之处。智慧的处事方法都是经过冷静的研究的，小心多一分，安全就久一点。越是困境越是混乱的时候，越要注意这一点。

圆通知变，机巧处事

在曾国藩的人生经历中，遇到一件很棘手难的事情。在曾国藩居京期问，有—个叫欧阳兆熊的湘人曾一度与他同寓。有一次，曾国藩得了大病，还多亏了这个人的照料和护理，因此也算得上是个挚友，以后两人的交往也比较密切。这个欧阳兆熊就曾在笔记中说曾国藩“一生三变”，认为他的书法、学问和为官这三个方面都有三个不同的阶段。如果单说为官方面，他在做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军务，又变而为申韩，尝自称欲著“挺经”，言其刚也；而经过丁父忧回籍之事再出，便“一以柔道行之”。这个评价可以说是与事实大致相符的。

曾国藩在居京期间，他在“格书”与“检身”方面一度的确是做得如痴如狂，时刻都是按照程、朱理路笃言笃行，誓言要成“内圣外王”之业，做个“天地完人”。

至于说他出山办理“团练”军务后又变为申韩（所谓申韩，是战国时申不害和韩非两人的合称，这两个人都是法家，主张刑名之学），也非虚枉。曾国藩出山办团练时，也的确是执严刑峻法的。他曾以团练大臣的身份令各地团练头子直接捕杀或向上捆送“会匪”、“莠民”，他嫌地方官署对所捕“匪类”惩办不力，自行设立“审案局”，对“案犯”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最轻也要“鞭之千百”，几个月下来，所杀害的人不下数百，曾国藩也因此落了个“曾剃头”、“曾屠户”的骂称。

待到丁父忧回籍之后再出，曾国藩便“一以柔道行之”，这个转变确实是一大变化。

曾国藩的再次出山是在咸丰八年（1858）六月。他没有真的在籍守孝三年，只在家待了还不到一年半的时间。这段时间他表面上安闲，心里边却翻江倒海的一般。

朝廷顺水推舟地允准曾国藩在家守制的请求，使得曾国藩“欲进故退”的计策落空，他也吃了一回哑巴亏，有苦无处言。而且当时的舆论也一点都不怜悯他的处境，甚至大有雪上加霜，落井下石的架势。朝中官员多以他擅自委军为非，湖南地方上也对他颇有微词。当时，湘阴人氏左宗棠还是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僚。别看他成为一大名臣还是后来的事情，但这个时候作为一个幕客在很大程度上也有操纵巡抚的非常权势，他也对曾国藩一番大肆诋毁，犹如火上浇油，致使舆论一时“哗然和之”。

曾国藩既负亡父之哀痛，又为朝廷所“婉弃”，再加外间的这些非议，真可谓是百不遂意，忧郁难解。在家人面前一向沉稳严肃的他，这时也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时常会因一些不值得的小事就漫骂诸弟，甚至怒斥弟妇，性情显得反常地粗暴起来。

这个时候，他真的表现出了一种病态。欧阳兆熊作为一个旁观者，自然了解他的病因何在，便借推荐医生为之诊病的由头婉言讽之，说是岐黄可以医身病，黄老可以医心病。意思就是说应效黄老“无为”之道，改刚为柔，这样才会防止被人嫉恨攻讦，从竞争的累身累心之苦中解脱出来。

这可真是对症下药，曾国藩回忆练兵领兵这数年来的经历，反思自己策略手段上的得失，于是决意改弦更张，奉行黄老之“柔道”。

在再次出山的问题上，他果然显示出了乖巧。咸丰八年上半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军进攻浙江，军情比较紧急。湖北巡抚胡林翼由于与曾国藩有着深挚的同党之谊，又是湖南老乡，便乘机奏请朝廷，让曾国藩出山援浙。这时，曾国藩见梯即下楼，再也没有半点讨价还价的意思。痛痛快快地就应了命，也赢得了皇帝的表扬：“汝此次闻命即行，足征关心大局，忠勇可尚。”

曾国藩再次出山之后，仍是以“剿贼”为己任，对太平军自然是抱不共戴天的敌对态度，恨不能一个早上灭它个根株净尽，决没有丝毫柔让的意思。但是在处理官场内部关系方面，确实有了很大的改变，与前几乎判若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