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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事处事 亦圆亦方藏身有道1（第3页）

比如与左宗棠的关系，本来“欲效王小二过年，永不说话”的他，在此次出山路过省城长沙时，特意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请左宗棠为他书写篆联，这一举动实际上是隐示自己“守雌”让步的态度，两人之间由此迅速改善了关系。如果说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改善难免有一种“湘人同党”间顾全大局的宽容因素在起作用的话，那么在与非湘人同党人物关系的处理上，曾国藩也同样有着明显的策略改变。欧阳兆熊把曾国藩的此番变化看作是他终能成就“巨功”的重要条件，不是没有道理的。曾国藩自己也对官场交际之策的这番调整非常看重，颇有得意之感。在当年十二月的一封家书中，他就这样说：“吾往年在外，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

此后多年，他也时常以此作为经验来告诫家人。同治六年（1867）正月初，他在给当时己任湖北巡抚的国荃弟写信时，就言词谆谆地说了这么一段话：

弟求兄随时训示申儆。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

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

自从丁巳、戊午（按指咸丰七年、八年）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

与四十岁以前迥然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愤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当时，曾国荃在官场上的人际关系也是很僵，处境艰难，心情不佳，又刚好赶上寓所发生火灾，他怀疑这是有人故意报复，但又拿不到真凭实据。曾国藩写信告诫他不能大惊小怪，胡想乱猜，免得节外生枝，为仇家所利用，要“处处泰然，行所无事”。接着，就现身说法地道出了上述的一番经验之谈。

原来，丁巳、戊午居家期间，他对自己的官场处事之道进行反思的最大成果，就是悟得了一个“悔”字。也就是要接受以往自负的教训，不要过高地自负，要多检讨自己的不足，多看别人的是处，做到“不怨不尤”。但这又绝不是意味着要自暴自弃，甘拜下风，这只是一种策略和手段，是“用”而不是“体”。他明确指出“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他的“悔”字诀实际上就是一种以柔包刚、以柔克刚，以退为进、以退促进的策略手段。

曾国藩还常喜欢把“好汉打脱牙和血吞”这句借诸他人的话挂在嘴边，作为警句、箴言，意在于“隐忍”之中立志发愤，以求一逞，自然也是其“悔”字诀中所能包含的意蕴。

如果文雅一点讲，这是曾国藩所说的“机巧”，如果直白地说，就是一种以笃实做包装的奸诈。曾国藩丁父忧家居期间，他写给当时带兵在外的曾国荃弟的信中就这样说：

“吾自信亦笃实一路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实则作用万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怀恨，何益之有?近日忧居猛省，一味向平实处用心，将自家笃实的本质还我真面，复我固有。贤弟此刻在外，亦需要将笃实复还，万万不可走入机巧一路日趋日下也。”

曾国藩在这里是用“去机巧，返笃实”来告诫其弟。其实，世事多有“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妙境，有时候，真假虚实连当事人自己也要蒙在鼓里。就在写这封信的十天之后，曾国藩又给曾国荃写有一信，信中却这样说道：

“凡与人晋接周旋，若无真意，则不足以感人；然徒有真意而无文饰以将之，则真意亦无所托之以出，《礼》所称无文不行也。余生平不讲文饰，到处行不动，近来大悟前非。弟在外办事亦随时斟酌也。”

曾国藩在这里分明又是说处事不能徒凭真意，还必须讲文饰，不然就会“到处行不动”，这当然也是他忧居期间大悟前非的结论。那么，“文饰”与“机巧”之间是不是泾渭分明的两种意境呢?说穿了，经丁巳、戊午的忧居反省，曾国藩是较前变得圆滑、机巧和世故了一些，深深悟得了以柔克刚、以退为进的奥妙。

曾国藩处事绝学

曾国藩的一生“三变”并不奇怪，而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他既然不能离开官场，那就必须以改变自己来适应官场环境。尽管他本来打心里厌恶并试图在行动上对抗官场的某些弊习，但屡撞南墙，头上碰了一个又一个的包，疼而抚之，便要寻觅通路。现代人说，人改变不了环境，就要改变自己来适应环境。古人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这话用到曾国藩的“变”上，可谓恰如其分。

举止要重，发言要慎

曾国藩说：“立言有六禁：不本至诚，勿言；无益于世，勿言；损益相兼，勿言；后有流弊，勿言；往哲已言，勿袭言；非吾力所及，勿轻言。”

曾国藩非常注重自己的言行。他年轻时爱多话，且言语刻薄，得罪过一些人。后来他认识到，喜欢多说话的人往往爱吹牛、爱掩丑，易养成骄傲虚伪的毛病，而且祸从口出。他决定谨慎开口，不多嘴多舌。

在一个团体里，对人说话语气轻一点儿、重一点儿，与某人多说几句、少说几句，都会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一个团体内会有不同的派系，各派势力都会盯着你看，看你倒向谁一方，看你爱与谁交往，看你说话时站在哪一面的立场上……因此，在团体中你稍有不慎，就可能会得罪某些人，而你却不知道，稀里糊涂地便卷入到复杂的人际关系斗争旋涡中去了。这对于想干一番大事业的人来说，绝不是一桩好事。

曾国藩门下有众多宾客幕僚效命，他对吸收人入幕很慎重，管理得也较严。曾国藩和同为清代的魏裔介说：“慎言语，养德之大”，“慎言谨行，是修己第一事。”而且，曾国藩每次吃饭的时候，都要召集幕客们一起吃饭，幕客们都会按时来就餐，从不敢违背。他知道，只要管好身边的人，就能少给自己招惹很多麻烦。

曾国藩把慎言当做自己修炼德行、砥砺操守的关键的同时，也十分注重要求家人做到慎言。曾国藩在《英雄诫子弟》一文中，特意引证马援训诫子弟的话——马援的子侄好讥议别人，爱和侠客交往，马援告诫子侄们说：

吾欲汝曹（你们）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议论人长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子孙有此行也!龙伯高（龙氏始祖）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

马援有两个尚未成年的侄子，一个叫马严，另一个叫马敦。马援很关心他们的成长，但身在军营，不能当面教导，就给他们写了这封信，介绍了龙伯高和杜季良。马援希望子侄听到别人的过失，就像听到自己父母的名讳一样，耳朵可以听，嘴巴有时却说不得。因为好议论别人的长短，妄评法度的是非，最易招惹是非和横祸，所以马援最厌恶信口乱说话的人，宁死不愿子孙有这种行为。

从马援到曾国藩一千八百年间，凡想成大事且终究成大事的人大多都把慎言当成一个必要条件，否则不仅成不了事还会危及身家性命。因此，曾国藩在给儿子纪泽、纪鸿的信中说：

尔之短处在言语欠钝讷，举止欠端重，看书能深入而作文不能峥嵘；若能从此三事上下一番苦功，进之以猛，持之以恒，不过一二年，自尔精进而不觉。言语迟钝，举止端重，则德进矣；作文有峥嵘雄快之气，则业进矣。举止要重，发言要切。尔终生要牢记此二语，无一刻可忽也。

并且，曾国藩也要求弟弟慎于言语，并引用孔子的话，让弟弟在问题没有搞清楚、情况掌握得不确切时，绝不妄下断语，评头品足。

咸丰十年（1860年）春夏之交，英法两国以“修约”为借口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于闰三月二日占领舟山，四月七日侵入大连，十三日侵入烟台，六月十五日占领北塘，七月五日夺得大沽口炮台，八日攻入天津。八月四日攻陷北京东面的张家湾和通州，七日进至距北京城只有数十里路的八里桥。次日，咸丰帝被迫到热河“避暑”，只留下弟弟恭亲王为钦差大臣，驻守北京。

这次英法联军攻取北京，完全是由于僧格林沁及胜保所部兵败所致。僧部在天津、通州各役，虽均惨败，但却是“挟全力与逆夷死战”。曾国荃得知兵败的消息后，对僧王很是埋怨，并称僧王已不被皇上重用云云。曾国藩严厉地告诫弟弟不要乱讲，一则这不利于缓和满汉矛盾，二则曾国荃之言确有不对的地方。

多思慎言是中国的传统美德，诸如“祸从口出”、“言多必失”等至理名言就可知道一二。古语云：“口舌者，祸患之宫，亡灭之府也。语言者，性命之所属，而形骸之所系也。言出患人，语失身亡。身亡不可复存，言出不可复追。其犹射也：悬机未发，则犹可止；矢一离弦，虽欲返之，弗可得也。”说出去的话如泼出去的水，是无法收回的。

饶舌的人常常会吃亏；慎言的人，比较不容易受到伤害。有一句话说：“害人的舌头比魔鬼还厉害……上帝仁慈为怀，特地在舌头外面筑起一排牙齿，两片嘴唇，好让人们在开口讲话之前多加考虑。”这是文学家的语言，意思是说我们在说话之前一定要多加考虑。在没有成熟的意见之前，宁可慎言，甚至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