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三十章 叔走了（第4页）

“我阿公是怎么死的？”她的声音在发抖。

陈水木看著她，看了很久。“死在铺子里。日本人的飞机炸了广东大街。一颗炸弹落在陈家铺子门口，把铺子炸塌了一半。你阿爸从废墟里爬出来，你阿公没有爬出来。”

他的手握成了拳头，指甲掐进掌心里。

“你阿爸在废墟里挖了很久。他把砖头一块一块地搬开，把木头一根一根地抬走。他的手指挖破了，血滴在砖头上。他找到了你阿公。你阿公的身体是凉的。他的眼睛没有闭。你阿爸把他的眼睛合上了。你阿爸跪在废墟前面，跪了很久。后来他站起来了。他把铺子重新搭了起来。门板是新的，柜檯是新的，粗陶碗是新的。但门口的招牌没有换，还是那块蓝布，那四个字。陈家铺子。”

他停了一下。他咳了几声。

“你阿爸说，铺子在，人就在。铺子不在了，人还在。人记得铺子，铺子就还在。”

陈阿圆把碗端起来，喝了一口汤。汤很烫，烫得她皱了一下眉头。但她没有停下来，又喝了一口。又喝了一口。汤从喉咙流下去，流到胃里，胃暖了，手暖了，脸也暖了。她用袖子擦了擦嘴角，袖子湿了。

“叔，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谢什么？”

“谢谢你替我阿爸记住。他什么都不说，你替他记住了。他记不住的，你替他记住了。他不会说的，你替他说了。”

一九八六年秋天，陈水木的身体越来越差。他的腿肿了，脚踝肿得像馒头，按下去一个坑，很久才能弹回来。他的眼睛也看不清了，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像隔著一层雾，那层雾很厚很厚，厚得什么都看不见了。但他还能听见。他能听见陈阿圆在灶间切菜的声音，咚咚咚；能听见家寧读故事的声音，轻声细语，像夏夜的微风；能听见家兴的脚步声，噠噠噠，从铺子这头跑到那头，从那头跑回来；能听见巷子里那棵大榕树的叶子在风里沙沙地响。

他躺在床上，闭著眼睛。他在听。他听了一整天。

晚上，家寧坐在他床边，手里拿著那本帐簿。“叔公，今天我给你读什么？”

“你阿公的帐簿。”他说。声音很小，小得家寧把耳朵贴在他嘴边才听到。

家寧翻开帐簿。帐簿是陈远水的，就是她从永春带来的那本。牛皮纸封面已经发黄了，边角捲起来了。她一页一页地翻著，翻到第一页。

“一九四二年一月，曼德勒，日本飞机炸了，铺子塌了一半。阿圆四岁。”

她读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她读的时候，手在抖，声音在抖。

“一九四三年，在广西。小儿子耳朵坏了，发烧烧的。阿梅哭了三天。我没哭。哭有什么用。”

“一九四四年，在广东。阿圆六岁了。她问我，阿爸到了没有。我说快到了。她又问快到是什么时候。我说快了。她又问快了是什么时候。我说你数到一百就到了。她数了一百，没到。她又数了一百，没到。她数了一整天，天黑了，还没到。她不数了，睡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了。在梅州。阿梅哭了。阿圆也哭了。我没哭。路还没走完。”

“一九四六年一月，到家了。泉州。陈家铺子开了。”

陈水木躺在床上，眼睛闭著，手指在被子上轻轻地叩著。一下，一下，又一下。他在跟著那些字走著，一步一步地走。从缅甸走到泉州，从一九四二年走到一九四六年。他走了三年。他走完了。

“到家了，泉州，陈家铺子开了。”家寧读完了最后一页最后一句话。她把帐簿合上，放在膝盖上，看著陈水木。

他的眼睛闭著，手指不动了。他睡著了。

那本帐簿，陈远水写了一个人的路，家寧读给了另一个人听。不是给陈远水听的，他已经听不到了。是给陈水木听的，他还能听到。他听到他哥的声音在那本帐簿里活著。那些字不是死的，是活的。它们会走路。会从缅甸走到泉州，会从一九四二年走到一九八六年。会从一个人的耳朵里走到另一个人的心里。

陈水木走的那天，是一九八六年腊月。天很冷，巷子里的青石板上结了一层薄薄的霜，踩上去滑滑的，白白的，像撒了一层盐。石榴树的叶子落光了，光禿禿的枝条像老人的手指，一节一节的，关节肿大。铺子里生著炭火盆，炭火红红的，在灰里一闪一闪的，像一只半睁半闭的眼睛。

他躺在床上，穿著那件藏青色的棉袄。棉袄洗过了，领口的螺纹更鬆了，右肩那个洞更大了，里面的棉花露出来更多了。但他穿著它。他穿著他哥的棉袄走的。陈阿圆坐在他床边，握著他的手。手是凉的，很轻，像握著几根乾枯的树枝。她把那几根树枝握在手心里，用她的手温去暖它们。暖不热了。手太凉了，她暖不热了。

“叔。”她喊了一声。他的眼皮动了一下。

“叔，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他的嘴唇动了一下。她把耳朵贴在他嘴边。他的声音很小，像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飘来的。

“那颗糖，我吃了。甜的。”

他的嘴角动了一下。那是他的笑。笑容很小，不大，不夸张，不露牙齿，就是嘴角微微往上一翘，像一根被风吹弯了的草。那根草被风吹了很久了，被风雨吹，被太阳晒，被雪压，被人踩。但它还在那里，弯著，但没有断。它弯了一辈子，没有断。它在他嘴角弯著，弯成了一个小小的、弯弯的、像月牙的弧度。

他走了。

陈水木走的那天晚上，天很冷。炭火盆里的炭烧完了，灰是白色的，细细的，轻轻一吹就飞了。陈阿圆把那根扁担从墙上取下来，放在陈水木身边，放在他的右手边。他没有握，她已经替他握过了。她握了一整夜。她握著扁担，就像握著她阿爸的手，就像握著她叔叔的手，就像握著从缅甸到泉州那三千里路上的每一个脚印、每一个坑洼、每一块石头。她握著它们，它们也握著她。

天亮了。她把扁担从陈水木身边拿起来，重新掛回墙上。扁担掛在墙上，黑色的，裂著几道缝，绑著三道发黑的麻绳。它掛在那里，安安静静的，像一个人，像两个人，像很多人。那些从缅甸走到泉州的人，那些从泉州走到永春的人，那些从永春走回泉州的人，那些走著走著就停下来的人，那些停下来就不再走的人，那些还在走的人，都在那根扁担上。

扁担挑著他们。他们挑著路。路挑著日子。日子挑著人。

她站在扁担下面，抬起头看著它。它的影子投在她脸上，黑黑的，长长的，像一道疤。那道疤从缅甸划到泉州，从泉州划到永春，从永春划回泉州。划了半个多世纪。

他咳得更厉害了，咳得整个人都在抖。床板在他身体下面咯吱咯吱地响，像一扇很久没有打开的门被人推开了。

“我每天都会数到一百。有时候数一遍，有时候数好几遍。我数到一百的时候，就往门口看。看看他有没有回来。他一直没有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