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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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叔走了（第6页）

他躺在床上，穿著那件藏青色的棉袄。棉袄洗过了，领口的螺纹更鬆了，右肩那个洞更大了，里面的棉花露出来更多了。但他穿著它。他穿著他哥的棉袄走的。陈阿圆坐在他床边，握著他的手。手是凉的，很轻，像握著几根乾枯的树枝。她把那几根树枝握在手心里，用她的手温去暖它们。暖不热了。手太凉了，她暖不热了。

“叔。”她喊了一声。他的眼皮动了一下。

“叔，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他的嘴唇动了一下。她把耳朵贴在他嘴边。他的声音很小，像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飘来的。

“那颗糖，我吃了。甜的。”

他的嘴角动了一下。那是他的笑。笑容很小，不大，不夸张，不露牙齿，就是嘴角微微往上一翘，像一根被风吹弯了的草。那根草被风吹了很久了，被风雨吹，被太阳晒，被雪压，被人踩。但它还在那里，弯著，但没有断。它弯了一辈子，没有断。它在他嘴角弯著，弯成了一个小小的、弯弯的、像月牙的弧度。

他走了。

陈水木走的那天晚上，天很冷。炭火盆里的炭烧完了，灰是白色的，细细的，轻轻一吹就飞了。陈阿圆把那根扁担从墙上取下来，放在陈水木身边，放在他的右手边。他没有握，她已经替他握过了。她握了一整夜。她握著扁担，就像握著她阿爸的手，就像握著她叔叔的手，就像握著从缅甸到泉州那三千里路上的每一个脚印、每一个坑洼、每一块石头。她握著它们，它们也握著她。

天亮了。她把扁担从陈水木身边拿起来，重新掛回墙上。扁担掛在墙上，黑色的，裂著几道缝，绑著三道发黑的麻绳。它掛在那里，安安静静的，像一个人，像两个人，像很多人。那些从缅甸走到泉州的人，那些从泉州走到永春的人，那些从永春走回泉州的人，那些走著走著就停下来的人，那些停下来就不再走的人，那些还在走的人，都在那根扁担上。

扁担挑著他们。他们挑著路。路挑著日子。日子挑著人。

她站在扁担下面，抬起头看著它。它的影子投在她脸上，黑黑的，长长的，像一道疤。那道疤从缅甸划到泉州，从泉州划到永春，从永春划回泉州。划了半个多世纪。

他咳得更厉害了，咳得整个人都在抖。床板在他身体下面咯吱咯吱地响，像一扇很久没有打开的门被人推开了。

“我每天都会数到一百。有时候数一遍，有时候数好几遍。我数到一百的时候，就往门口看。看看他有没有回来。他一直没有回来。”

他的声音小了下去，小得快要听不见了。他的眼睛闭上了，呼吸变得均匀了。他睡著了。家寧坐在他床边，看著他花白的头髮，看著他脸上的皱纹，看著他乾裂的嘴唇，看著他放在胸口的枯瘦的手。她伸出手，把他露在外面的手放进被子里，把被子往上拉了拉，盖到他的肩膀。

一九八六年春节，陈水木在陈家铺子过了第三个年。年夜饭还是那些菜——红烧肉、清燉鸡、炒青菜、萝卜汤、炸带鱼、金枣、榜舍龟、一碗麵线。面线是陈阿圆做的，鸡汤底，上面臥著一个荷包蛋，放在陈水木面前。面线很长，一根一根的，像无数条细细的、白色的路。他低头看著那碗面线，看了很久，用筷子夹起一根，慢慢地吸进嘴里。面线很滑，一吸就进去了，不用嚼，直接咽下去。

“叔，你多吃一点。你太瘦了。”陈阿圆把一块红烧肉夹到他碗里。

陈水木看著碗里那块红烧肉。肥的，亮的，红褐色的，冒著热气。他夹起来放进嘴里，嚼了嚼，咽下去了。“好吃。跟你阿爸做的一个味道。”陈阿圆手里的筷子停了一下。“我阿爸会做红烧肉？”

“会。在缅甸的时候，他经常做。他的红烧肉不是用酱油烧的，是用一种黑黑的、稠稠的酱，缅甸人叫『鱼露。那个味道跟酱油不一样，咸得多，鲜得多。他每次做红烧肉，整条广东大街都闻得到。隔壁卖布的陈叔、对面卖米的李伯、巷口的剃头匠老王，都过来蹭饭。你阿爸不恼，一人一块，分著吃。分到最后，他自己一块都没有了。他端著空碗站在灶台前，看著锅底剩下的汤汁，用馒头蘸著吃了。”

他笑了一下。嘴角的纹路变深了，像乾涸的河床忽然被水漫过。

陈阿圆放下筷子，看著他。“叔，你还记得缅甸什么？”

陈木水想了想，想了很久。

“我记得曼德勒的广东大街。街不宽，两个人並排走就占满了。两边铺子一家挨一家，卖什么的都有。早上天不亮就有人开门了。门板卸下来的声音，哗啦哗啦的，像有人在泼水。街上瀰漫著各种味道——茶叶的香、鱼露的腥、金枣的甜、菸草的呛、汽油的刺鼻。还有你阿爸的铺子里飘出来的味道。他的铺子不大，门口的招牌是一块蓝布，蓝布上写著四个字——陈家铺子。”

他的手在空气里比划著名。

“你阿爸的阿爸——就是你阿公——也在铺子里帮忙。你阿公不爱说话，整天坐在门口，手里拿著一把蒲扇。他穿一件白色的背心，背心很薄，能看到他背上的骨头。他不跟人说话，但有人经过门口，他会点一下头。点了头，又低下头去看地上的蚂蚁。”

陈阿圆的眼睛湿了。她从来没有见过她的阿公。她出生的时候，她的阿公已经死了。死在缅甸，死在日本人轰炸曼德勒的那一天。陈远水从来没有跟她说过这些。他从来没有跟她说过他的父亲是怎么死的，死在什么地方，死在哪一天，有没有人在他身边，有没有人帮他闭上眼睛。他从来没有跟她说过。

“我阿公是怎么死的？”她的声音在发抖。

陈水木看著她，看了很久。“死在铺子里。日本人的飞机炸了广东大街。一颗炸弹落在陈家铺子门口，把铺子炸塌了一半。你阿爸从废墟里爬出来，你阿公没有爬出来。”

他的手握成了拳头，指甲掐进掌心里。

“你阿爸在废墟里挖了很久。他把砖头一块一块地搬开，把木头一根一根地抬走。他的手指挖破了，血滴在砖头上。他找到了你阿公。你阿公的身体是凉的。他的眼睛没有闭。你阿爸把他的眼睛合上了。你阿爸跪在废墟前面，跪了很久。后来他站起来了。他把铺子重新搭了起来。门板是新的，柜檯是新的，粗陶碗是新的。但门口的招牌没有换，还是那块蓝布，那四个字。陈家铺子。”

他停了一下。他咳了几声。

“你阿爸说，铺子在，人就在。铺子不在了，人还在。人记得铺子，铺子就还在。”

陈阿圆把碗端起来，喝了一口汤。汤很烫，烫得她皱了一下眉头。但她没有停下来，又喝了一口。又喝了一口。汤从喉咙流下去，流到胃里，胃暖了，手暖了，脸也暖了。她用袖子擦了擦嘴角，袖子湿了。

“叔，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谢什么？”

“谢谢你替我阿爸记住。他什么都不说，你替他记住了。他记不住的，你替他记住了。他不会说的，你替他说了。”

一九八六年秋天，陈水木的身体越来越差。他的腿肿了，脚踝肿得像馒头，按下去一个坑，很久才能弹回来。他的眼睛也看不清了，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像隔著一层雾，那层雾很厚很厚，厚得什么都看不见了。但他还能听见。他能听见陈阿圆在灶间切菜的声音，咚咚咚；能听见家寧读故事的声音，轻声细语，像夏夜的微风；能听见家兴的脚步声，噠噠噠，从铺子这头跑到那头，从那头跑回来；能听见巷子里那棵大榕树的叶子在风里沙沙地响。

他躺在床上，闭著眼睛。他在听。他听了一整天。

晚上，家寧坐在他床边，手里拿著那本帐簿。“叔公，今天我给你读什么？”

“你阿公的帐簿。”他说。声音很小，小得家寧把耳朵贴在他嘴边才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