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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的胡同（第1页）

悠悠的胡同

多年以前，有一次和汪曾祺先生聊起梨园人的容易知足。我说，老一代名伶大多世代居住在宣武门外那一小块地方，亲戚朋友在那儿，卖柴米油盐的小店在那儿，甚至连戏园子也集中在那儿，简直可以说，几个月不出方圆几里，丝毫不成问题。汪先生听了，点点头讲：“我写过一篇《胡同文化》，你可以找找，看看。”没多久，这篇文章还真让我找到了。汪先生这样说：

北京人易于满足，他们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有窝头就知足了。大腌萝卜就不错。小酱萝卜，那还有什么说的。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虾米皮熬白菜，嘿！……

这是最纯正最地道的写老北京的散文。您光看还不行，得悠着劲儿去读，去吟诵。最后的那个“嘿”字儿最有味儿，不知您吟出味儿来没有？

旧时代的梨园人，可以不问国事，就按照老辈们留下的规矩在胡同中做自己的事，走自己的路。但大街上的新闻，也还是一点一滴渗透进胡同深处，他们尽管足不出户，也可以把时代脉搏掌握得“差不多”。百多年来，京城上空变换过多少旗帜，但胡同深处依然故我。大街上走过辚辚战车、衮衮政客，以及涌现出各式各样的壮烈场面，对胡同来说仅是“水过地皮湿”。

北京人是讲究走路的。因为老北京城无论大街小巷，多是横平竖直，所以北京人走路无法取巧，无论选择什么路线，到头儿都是拐硬弯儿，比较起来也还是一样长短。即使是这样，北京人走路依然是有选择的。走大街，干净倒是干净，就是乱，搅和得你不得安生。钻胡同，鞋子容易吃土，但似乎更安全，你不愿意见的人或事儿，多绕一下也就“躲过去”了。老北京的地名生活化，不像其他城市的胡同街道，总喜欢用城市名称来命名——比如“南京路”、“广州路”什么的。北京的“扁担胡同”有十一条，“井儿胡同”有十条。既然人们开门就有七件事，所以北京也就有了柴棒胡同、米市胡同、油坊胡同、盐店胡同、酱坊胡同、醋章胡同和茶儿胡同；既然人在生活中经常要接触金、银、铜、铁、锡这五种金属，于是就又有了金丝胡同、银丝胡同、铜铁厂胡同、铁门胡同和锡拉胡同。走在这类名字的胡同中，人觉得踏实。

北京人走路讲究走胡同当中，那心态是自由的，感情是亲切的。喜欢在胡同中走路的人，多半不会是高官富绅。尽管如此，北京人却又谨慎，无论怎么也不能逾规，不能失去方向感和方位感。前者，是胡同横平竖直，使你随时能知道哪儿是南哪儿是北；后者，是北京人都明确知道自己此时此刻的立足之处，是在京城的什么位置，或者说，立足之处与皇城中轴线的距离与方向。过去，保持这种感觉是一个臣民的本分。在西方，近代奔涌而出的是一种“公民意识”，不论是权贵还是平民，都首先是国家的“公民”。从这一点上说，谁比谁也不差。唯独中国，不管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首先要明确自己是皇上的“臣民”或“子民”。中国从20世纪初取消帝制之后，对皇权的仰视和敬畏有所淡化，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皈依感却没有减退多少。

北京城近半个世纪来发展极快，城区面积扩大了好几十倍。原来南城（原宣武、崇文两区）南部有许多“义地”（埋死人的坟茔），铲平之后都盖起了高楼。原有的四个城区之外，又增添了更多的“城区”，新的高楼大厦连成一片。这种发展有目共睹，但也留下了一个问题：胡同怎么办？老的胡同存在于老城区，老城区中每修建一片楼房，就要“铲除”掉若干胡同；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在新楼之间的空隙，见缝插针盖起了许多新楼。这些在缝隙中产生的不甚规则的新胡同，则往往被称为“北三条”、“东二条”什么的。胡同原先的文化功能在这里已经看不见了，甚至在原来的老胡同中也已淡化。那种自得其乐并自给自足的胡同文化，都已经很单薄脆弱了，相反，原先很少见的以邻为壑的文化心态反倒强了许多。

胡同中多熟人，也多真实的人和诚恳的人。胡同中很少见以邻为壑，但大街上就比比皆是。大街上多大衙门大机关，比的是谁的位高权重，有了事儿走公文，见面得先预约。在胡同则用不着，谁还不知道谁呀，有事儿推门就进，见了面可以拍着膀子聊。

由此联想到唐代的“坊市制度”，唐代居民被强制住在“坊”（整齐划一的方形居民区）中，四周有高墙，晚上坊门一关，就别想自由出入。做买卖也有限制，官府设立了东市西市，什么时候办，什么时候收，都是“官面儿”说了算。后来宋代突破了坊市制度，才使商业获得极大发展，才有了《东京梦华录》上描绘的生动场景。随后，一个个朝代飞跃流逝，历史一次次向前奔进。到如今，居民住所间的高墙早已拆除，但心灵上以邻为壑的态势，反倒取代了自得其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呢？

汪先生去世已经有年，倘使地下有知，这《胡同文化》似还可加上几笔。可如今我该如何去告诉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