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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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日

早晨，我又去了一次常去的那家甜品店，点了咖啡，还吃了一个酥皮馅儿饼。然后去了玩具博物馆。我预订的照片没有全部弄好。对此，我并不介意，因为这么一来，我就能得到一百卢布的退款（我预付了照片的钱），而此刻我正急需用钱。我没有在玩具博物馆待很久，而是急忙坐车去了卡梅涅娃学院，去和尼曼博士告别，又从那里坐雪橇去巴塞基家，再和他的仆从一起去了售票处，接着坐出租汽车去海关。在那里又得重新办理各种手续，难以描述。在一个收费窗口前，我等了二十分钟。里面正在数着千元的钞票。整幢房子里没人愿意换五卢布的钞票。我的箱子里不仅装着漂亮的玩具，而且还有我的全部手稿，因此，我务必得让箱子也能上得了那趟我已买了车票的火车。由于到了边境处就得把箱子交出去，我就必须要在箱子到达边境的时候在场。终于办成了。不过，我又一次有了这样的体会：人们的骨子里还是奴性十足。面对海关官员的种种刁难与冷淡，那位仆从简直束手无策。当我给了他一张十卢布的钞票把他打发了之后，我松了一口气。紧张的情绪甚至又唤醒了我的背疼。我很高兴能有几个小时的清净。我慢慢地沿着广场上成排的售货亭溜达着，又买了一包克里米亚香烟，袋子是红色的。然后，在亚洛斯拉夫斯基火车站的餐厅里点了一份午餐。我还剩下足够的钱，能给朵拉发一封电报，再给阿丝雅买一副多米诺骨牌。我全神贯注地走着在这座城市的最后的这些路程，它们令我感到愉悦。因为此刻，比起我在此地逗留的大多数时间，我能让自己走更多的路。将近三点，我又回到了旅馆。那个“瑞士人”告诉我，有位女士来过，她留下话说还会再来。我走进房间，又马上去楼上的账房结账。我下楼时才发现写字台上有一张阿丝雅留下的条子。她在上面写道：她等了我很久，还没吃过东西，现在隔壁的餐馆。她要我去找她。我急忙来到大街上，看见她正朝我迎面走来。她只吃了一块肉，还饿着。把她带到我房里去之前，我又跑到广场上去给她买了橙子和甜点。匆忙中我把房门钥匙带走了，阿丝雅就坐在前厅里。我问道：“你为什么不进去？钥匙插在门上呢！”她回答说：“没有啊。”我发现，她的微笑中流露出了难得的友善。这一次，达佳的情况不错。阿丝雅同那位女医生进行了一次严肃且富于成效的谈话。此刻，她躺在我房里的**，虽然疲倦，感觉却很好。我一会儿坐到她身边；一会儿又坐到桌旁，给她在一个个信封上写上我的地址；一会儿又走到箱子跟前，把我在前一天买的东西和玩具拿出来给她看。她很感兴趣。然而，在此期间——并非无缘无故，兴许也是因为我太累了——我感到眼泪快要夺眶而出了。我们还商量了一些事情：我能否给她写信之类。我请她给我做一个放烟草的荷包，请她给我写信。最后，还只剩下几分钟的时间了，我的声音开始颤抖，阿丝雅发觉我在哭。最后，她说：“别哭，否则我最后肯定也会哭，而我要是哭起来，就不会像你那么快地停下来。”我们紧紧相拥。接着去楼上的柜台，没什么事要办（我不想等那位戴毛帽的苏联大兵）。打扫房间的女服务员来了，我没给小费就溜走了，提着箱子走出了旅馆大门，阿丝雅跟在我身后，胳膊底下夹着赖希的大衣。我马上让她叫了一架雪橇。我正打算坐上去并且再次与她道过别时，我又让她和我一起坐一程，直到特韦尔斯卡娅大街的拐角。她在那里下去了，雪橇已徐徐启动，我再次当街拉过她的手贴在我的唇边。她久久地站着，挥着手。我也从雪橇上向她挥着手。她似乎转身走了，我再也看不到她。我怀抱着大箱子，流着泪，穿过暮色中的街道向火车站驶去。